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问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己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竞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郊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己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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