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掀起了急风暴雨般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迅速遍及整个欧洲。“时势造英雄”，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呼应，诞生了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巨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马基雅维利，认为其进步之处在于“马基雅维利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了神学的束缚”。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虽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其目的是完成意大利统一大业，摆脱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其主要思想观点是：
第一，君主必须取信于民。针对当时的意大利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事实，马氏极其推崇强有力的君主制，提出了长久地维持和巩固统治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在其政论中，他反复告诫，君主必须设法博得人民的好感，否则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他自己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是受民众的拥戴而成为君主的，他应该时刻也不能忘掉他们，并和他们保持联系……否则，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①他还提出，因为贵族的支持成为国家的君主，上台做的头一件事情应该是想方设法取得民众的支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使市民长久地忠诚于君主的有效办法，他指出：“明智的君主应该采取办法使市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求于国家、有求于自己，那么他们就会长久地对自己保持忠诚。”①马氏还有一句经典名言：人民的支持是挫败阴谋的保障。他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政治的基础，手段与目的是互为辩证的关系，提出，“君主一方拥有一国之君的威严，拥有法律、朋友和国家的保护，除此之外，如果再拥有人民的忠心支持，那么任何人想要贸然地进行密谋的举动是不可能”。②他强调，政府必须把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作为最高的目标。意思是指君主只有依靠人民，重视分配给人民利益，才能使臣民绝对地效忠自己。总之，尽管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与道德毫不相关，政治与伦理应该彼此分离，但是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却是其坚定的政治立场，甚至可以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分配给人民一定利益。
第二，要建立一支忠诚的军队，不能依赖客军和雇佣军。几个世纪以来，为了战胜对手，意大利各城邦不惜勾结外国，甚至使用雇佣军作战。马基雅维利对此极力反对，并认定雇佣军不守忠信，容易叛变，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根源，他提出，“所有的君主国，不论它是新君主国、旧君主国，还是混合君主国，其巩固与强大的根基应该是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他说，评判良好军队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信义”。他指出：“雇佣军人心涣散，逞强好胜，毫无纪律而且不讲信义，他们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逞强好胜，在敌人面前却表现得十分怯懦，不堪一击。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对人也毫无信义可言。”在这里，马氏连续用了两次“信义”，足见其对“信义”的高度重视，这里的“信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忠信”、“忠诚”几乎是同义。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谈古论今，反复谈论雇佣军和武力问题，倡导统治者建立由自己臣民、市民或者属民组成的军队，并建议由政府从城市周围的农村中征募士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忠诚观，处处彰显了其真切的救国、爱国、报国之心，充分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其政治思想蕴含了浓重的人文主义因素，一直被看作是现实主义政治观的最早展示，因而对今天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将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现实的人性之上，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违背了人类道德，充分体现了政治无道德原则，在人类历史进步，政治法律高度发展的今天是不允许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必然要将这些内容从中剔除，一句话概括，对于西方政治忠诚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反思，批判地继承。
总之，中世纪是神治与人治混合、交融，教权与王权竞争、对抗的时代，人们既要服从上帝的权威，又要服从于政府的权力，政治忠诚在“两把剑（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控制）之间飘摇不定”。①到底是忠于上帝、忠于教会，还是忠于现实社会的公民国家、国王？这客观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强烈愿望，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的渴求。3.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近代西方主要指15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经历的400余年的时间。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的主要基调是：政府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公民基于对政府政治信任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让渡，政府与公民是一种代理服务——信任委托的政治关系。因此，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主要表现为，“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政府”、“忠诚于让渡权利的人民”等，这些理念对现代政治社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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