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唐
韩愈正式提出道统论,除去前人创造了适宜的培植土壤,唐时内求外需交相刺激,也成为道统论成功抛出的条件。学界一般认可,韩愈之前道统意识存在,只是不甚明显;但缘何不明显,却未点化透彻。这里就有个“供需”变化的问题。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公子求贤若渴,提供各种岗位给士,士看重的是能在这个位置上兜售他的学说,如若不售,可以离开,其他诸侯正虚位以待。这个阶段,职官和他的享有者一样是灵活而漂移的,并不限额。待到汉代大一统,儒家独尊,君主对职官的理解大致是“任人唯贤”。而“贤”这个标准,往大处说,则近乎圣;往小处说,能用就行。大家不需要参加特别正式的考试,大方向顺着儒家走即可。比如司马相如,二十多岁时以訾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后因辞赋结交梁王及其他辞赋家,开始共事专事辞赋,创作《子虚赋》后被武帝赏识;担任郎官数年后,逢唐蒙办事不力,得到出使巴蜀、发布公告、稳定民心的机会;回来后官升中郎将,得以再次持节出使。过程虽然迂曲,但仕进效果不错。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文学侍从队伍逐渐壮大,尽管时为朝中显贵排挤,但因为职官并不固定或紧缺,毕竟还是顺利发展,逐渐参政了。
隋唐科举制度确立,表面看似将粗放散在的机会变得集约整端,实则使士之间的竞争加剧——从前你有学养,头脑充盈,这就足以规划稻粱之谋;现在你要比别人更有学养才行,考试便是检验的手段。集权加强,职官制度更加完善,不仅分门别类、层级井然,名额也开始设限。之前职位等人、迂回上岗的美事反倒少了。
但科举制毕竟是正规渠道,尽管竞争激烈,回报却也丰厚稳定。如不走此路,其他方式在初、盛唐也是可行的,惜乎收效慢得惊人。以李白为例,他分别采取了平交王侯、朋友推荐、公主引荐、毛遂自荐等方式,为了提升自身影响力,甚至不惜入赘前任相国许圉师之门,做了倒插门的孙女婿。总算见到玄宗,但困在翰林待招位上,迟迟得不到正经官位。为了不被玄宗遗忘在角落,他常用傲岸不屈之举来引起注意,但终究还是被遣还了。后又受永王璘征召,成为幕僚,二次出仕。未想,竟受永王“谋反”牵连,长流夜郎。后腐胁疾重,死在当涂;《临终歌》墨迹未干,代宗的左拾遗任命状急急赶来……万事休矣!后世称他李翰林,实际上他从未做过官。而他为做官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参加科举考试。待科举逐年完善,门类齐全,便毫无疑问成为士阶层的首选。这个时候,主流思想的确立,便不再只是理论上的较量与完善,还直接左右着天子的选拔标准与天下士子的登科门径——用什么样的教材,学什么样的东西,答什么样的答案。于是,“道统论”的抛出,变得迫切,也不再是历史无意识,非需要一个具有深厚自觉性与说服力的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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