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第二版)》:
贝里和卡萨达使用1960年的数据来检测霍利的理论,忽视了1970年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能在当时他们发表的成果中获得。我们只是很奇怪,为什么郊区发展和城市分散的这样一个重要时期被忽视了。而且,即使是1960年的数据,也有几个理由去重新思考他们的成果。首先,他们的数据集合包括了就业的数字,来自157个单中心的SMSAs的十万或者以上的人口,与现有的管理功能有关的七个职业类别设定:专业人员、管理、职员、通信、金融、商业服务和公共管理。也就是说,他们设定来自标准的白领职业类别的数据就足以代表管理功能的测量。而且,一些白领职业的类别,如公共管理一类,直接被归为组织职能,其余的这样的职业类别,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关联。一种更加准确的方法也许可以尝试用于测量管理活动中以专业定位的精确的白领工作数目。其次,贝里和卡萨达方法忽视了组织功能的分类技术,这种分类技术更加直接,也更加清晰。比如,我们可能会考虑大都会地区的企业和政府总部的区位模式,并与毗邻中心城区的区域相比较。对办公大楼建设的关注以及私有和公共管理企业双方对区位的选择,有可能锐化我们检测霍利理论的能力。
对于评估组织区位模式的一种可替代性选择的方法已经被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用于两个独立的研究(1972,1979)。她为纽约的区域规划协会(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工作,在人口普查数据的帮助下,她建构了一个办公室职位就业的测量方法,与贝里和卡萨达所用的更广泛的白领分类相比,它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管理功能的指数。阿姆斯特朗的分类删除了那些没有被有组织的关联起来的职业化团体,如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牙医和内科医生一类——这些团体在贝里和卡萨达的方法中是统计在内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