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曾于1987年至2002年任乔治梅森大学人类学专业杰出教授（Clarence J. Robinson Professor），后为荣誉退职教授（Professor Emerita）。她现任波士顿学院“老龄化与工作灵活度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不久前还曾任纽约市跨文化研究院院长。其著作包括：《为自己的人生作主》（Composing a Life）、《女儿的眼中：玛格丽特·米德与格利高里·贝特森回忆录》（With a Daughter’s Eye: A Memoir of 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全面视野：一路学习》（Peripheral Visions: Learning Along the Way）、《圆满与重叠的人生：过渡时期的文化与一代人》（Full Circles, Overlapping Lives: Culture and Generation in Transition）和《好学上进：自我探索的通道》（Willing to Learn: Passages of Personal Discovery）。现居住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考克市。

　　聊一聊长寿吧！
　　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有机会去给住了多年的房子增添一个房间，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呢？它能不能满足你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没意识到的需要呢？比如说，你觉得需要一个书房或者健身房了。它会不会让你终于有机会去认真审视某个一直在你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或物呢？或许你一直都十分珍视你的书籍，但是书架却被分散地摆放在家中各处，而你现在想要把那些书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建成一个图书馆。又或者，你以前没有空余的客房，而现在，你想要为已婚的儿女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住宿。（一个房间说不定还不够呢！）可能你想培养发展一个新的爱好，例如木雕，或者是任何你热心的工作，那么这个新房间就会成为一个工作间或办公室。也可能你对烹饪产生了热情，想要个不同类型的厨房。或许你就只想趁这个机会，扩大窗户或壁炉的面积，把传统的起居室改造得更新潮、更宽敞。
　　当你打算为自己的房子“增添”一个房间的时候，你会首先发现，“增添”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因为随着新房间的到来，你将改变对房子其他部分的使用方式，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时间安排，甚至人际关系。现有房间的用途将会不同，声音的反射路径会发生变化，社区和私生活都将被赋予新的含义。当熟悉的物品被放到了新的地方，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习惯，但很快又会适应。这个房间并非只是被简单地附加在房子的东侧或者西侧，它其实意味着整座房屋和在它庇护下生命的崭新构造，就像长寿这个概念一样。我们其实并没有在生命长度上“增添”一些日子（尽管实际上美国的人均寿命于20世纪增加了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加了20年）。尽管还不能完全了解改变的方式，但我们着实改变了人生的形态和意义，就好像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对美国的意义远大于更广阔的地理疆域。与之相类似的，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长，整体人口也在发生变化，形成了一个与过去不一样的社会。可以说，更深远的影响包括：我们正在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居住在新的地方，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进程，但由于文化、法律、经济的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本书中的例子取自美国，也应当在美国环境下具体分析；尤其要考虑到美国对外来移民保持的开放政策，强制性退休政策的缺失，以及对雇佣关系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许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需求，所以“退休”这个词的意义已经被改变了。实际上，我们对退休的假设已经掩盖了深层次的变化。德国政府于20世纪初率先提出了退休抚恤金的概念，那个时候，65岁的老年人十分稀少且居住分散（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45岁），这些老人基本上没有工作能力，剩下的日子也不太多。也就是说，退休是为某些比今天生活在美国的85岁老人状况还要差的人而设置的。现如今，65岁的人们依然在开创新事业、继续以前的工作、环游世界，甚至与新的恋人私奔。
　　更不为人所知的是，除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并没有通过延长年龄而把预期寿命增加了几十年；实际上，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打开了一扇新的门，这是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前的另一段成年期，因此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经历着变化。
　　不同的社会对年龄的划分有差别。在有些地方，直接按年龄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另一些地方，所有的儿童或者所有的老人都会直接被归到同一个组别中，譬如所谓的“老人儿童组”。然而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应将儿童与成人加以区分，也应认识到老年人的参与所带来的不同之处。在进一步细化之前，社会将人生划分为至少三个主要阶段，这些阶段把个人归类到不同的“代”：童年时代（未成年人），父母时代（成年人），和祖父母时代（老年人）。当许多祖父母活到了曾祖父母时代，且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四世同堂的社会。
　　以每20年为一个界线，每一代人都有一个抓人眼球的名字。他们生活的大环境类似，因此他们确实享有一些共同特征，然而这并非我所指的“一代人”。在这里，“一代人”是指由不同的角色和活动所决定的不同代的共存现象。在篝火旁、在餐桌上，人们从“年轻的一代”变成“年老的一代”；儿童成为父母，父母又通常在40岁左右成为祖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人类历史上，40岁被认为是一个相当成熟、年长的岁数，然而今天的祖父母，包括很大一部分的“婴儿潮”成员，与过去的祖父母们不同，他们身体更健康，人数也更多。
　　这是个新情况。每一个社会都包括了一些无法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成员，比如婴儿、儿童，和那些即将成年——我们称之为处于青春期的人。也有一些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成年人，他们承担着抚育后代与保证社会生生不息的重任。在这些个社会中，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年老的成员，他们已经过了生育和抚养后代的年纪，健康情况在衰退。年老的一代往往淡出某些活动，继续以不为年轻的成年人所知晓的方式作着贡献。
　　我们可以由跨文化研究中得知，后生育期的成年人，即老年人，一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做了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从传统的三代人结构来看，祖父母与曾祖父母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太大不同。这就是人类的形态：三个时代或是三个人生阶段，多样化且随着时间而发生着改变，其定义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首先取决于个人的参与形式，其次才是年龄组别。
　　然而现如今，年长的成年人当中也有很多成为祖父母了，他们拥有前人所不曾拥有的健康、精力、时间和各种资源，以新的方式融入社会，倒跟过去正当年的人十分相似。历史上头一遭，出现了大量的曾祖父母，他们的样子和行为更像是从前的祖父母。生物医药的进步再一次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周期里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尚在发展中的阶段，这就是成年期的第二阶段，而不是附加在老年阶段之前的衍生品。
　　十年之前，有些人把这个阶段称为“第二春”，但这个词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次品或者二手货，抑或是另一个能力欠缺的童年期。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第一个成年阶段称为“成年一期”，这是一个忙碌而富有效率的时间段，人们在这个时期养育子女和开创事业；同时，我们可以把另一个新阶段称为“成年二期”，这个阶段最早可能始于40岁（例如，运动员的第一段职业生涯也许只能持续20年，40岁之后他们必须开始新的事业），一直持续到80岁以后（例如，做了参议员的政治家，以及许多个体经营者），人们可以参与和贡献的年头很长。从个人或者社会的角度，我们都为这个变化感到惊异。但大部分的讨论仍然针对于它所能带来的财政影响，而不是发展机会。这个新房间到底该怎么用？生活的其他部分又会变得怎样不同？
　　今天的祖父母跟记忆里的祖父母不同。他们喜欢自己的孙子孙女，可他们不会坐在那儿不动。至少在他们成为曾祖父母之前，他们不会像思维定式中的祖父母那样，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时不时去散上一小会儿步。现在的他们常常作为儿女的同事出现，以成年人的身份与他们一起工作。在历史上，智慧总是与老年人紧密相连。今天的祖父母们拥有长期的经验和持续的流动性，所以我把先于老年期到来的“成年二期”解释为“活跃的智慧”阶段。
　　人类这个物种正在历经着巨大的变化，童年的延长期就是最直观的体现。从最简单的生命体到哺乳动物，学习能力逐渐成了生存的关键。许多生物生来就具备要在它们生活的环境里必备的特殊能力，或者可以在几天或者几周以内掌握这些本领，从而不需要一段延长的依赖时期。相比之下，人类的成长却罕见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多个成年人长时间的照料。即使是与其他哺乳动物比较，人类的婴儿和孩童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孤立无援。然而正是这种孤立无援促使人类可以灵活地适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环境，也推动人们走上不断探索、不断发明的冒险之路，文化由此而产生。更重要的是，它让人类作好准备去给予和收获爱，去培养意识和感知。
　　对人类来说，哪怕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也必须依靠长辈的传授。即使是学习漫漫文化中的很小一部分，也至少需要20年的文化适应期，事实上，学习通常持续到我们生命的尽头。这些看起来孤立无援、依赖性强、脆弱易损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的婴儿没法在出生个把月后就跑开或者飞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得跟照料他们的人待在一起。这个照料者会为婴儿提供学习的环境，以及一系列的信息和技能，教会他们如何去爱、如何去信任他人。
　　若用达尔文的观点来看待变老的过程，同样的异常现象也明显地存在于生命的结束阶段。如果说母鸡的作用就是下蛋，那么一只不能下蛋的母鸡就只能被摆上餐桌了。许多物种，比如雌性蜘蛛产下卵后就会死去，她已经对她的未来作出了贡献（有时候她会杀死配偶，因为那时雄性蜘蛛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了）。自然选择使某些物种在幼年时拥有很长的依赖期以便进行学习，同时也让这些物种进入老年后能成功存活下来。在等待后代成熟的同时，它们可以再生下一窝，或者即使是在丧失繁殖能力之后也继续生存。
　　群居的物种，其成员之间大多有着亲属关系，比如说鹿群。研究表明，群居物种中失去繁殖能力的成员的存在，可以提高新生成员的成活率。鹿群中年长的成员知道如何在干旱或者大雪覆盖的时候找到食物和水，这可以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适应性。在探讨抚养后代时，人类社会中突出的是作为成人的角色，而不是父母的角色。实际上，教比学更能体现人类的特性，因为教学这一角色是制度化的体现。对人类组群的研究表明，祖父母的存在——尤其是外婆——降低了新生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假设是某种基因导致祖父母的长寿和健康，那么祖父母的存在将增大这些基因被遗传下去的可能。爱与信任同样重要，尤其是一个新妈妈与她自己母亲之间的信任。比起婆婆来说，自己母亲提出的帮助和建议更易为她所接受。
　　大多数人类文明都重视老年人，很多社会都有一些专门留给老年人的重要角色。有些依靠老年人在经验方面的明显优势，有些则包含了更为微妙的价值标准。比如非洲南部的圣布西曼族，他们使用毒箭狩猎，猎手们首先得接近猎物并命中目标，然后追踪它几天，直到毒药生效。当年老的男人们不能参加狩猎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制造箭头的师傅。按照惯例，狩猎成功的话，制箭师傅的功劳最大，所以到了给族人分肉的时候，要从制箭师傅分起。从实际
　　角度出发，制作箭头的确是一种贡献，虽然年轻人也能承担这份工作，但是它却被留给了老年人。这项工作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次贡献机会，更是一份荣誉——这份荣誉极大地促进了族人的团结一致。同样的，只有过了生育年纪的妇女，才可以成为萨满教的巫医，让她们将曾经给予过自己儿女的爱和关怀转化成对社区中其他人的健康所作的贡献。在上述两个例子里，老年人的贡献虽然有限，但是具有极大的价值。
　　在新罕布什尔州，十多年来我一直定期去练习瑜伽，我的同伴大多是年过中年的妇女，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个男性。在这里，类似的魔力再次发生了。每次练习中，我们需要两人一组互相按摩脖子和肩膀。组里的年轻成员有着有力的手指和强壮的臂膀，可以相当用劲儿地按摩上五分钟。可是那些七八十岁的成员，他们只能用那有着关节炎的手指，轻轻地碰几下，就像蝴蝶，落下又飞走，而他们自己也需要被轻柔地对待。两种方式同样具有意义。“轻抚法”是瑞典按摩手法之一，老年的成员是这方面的专家。这种手法方式独特，而且切实有效，压力在轻轻的触碰之下消散。即使是从达尔文的观点出发，也无法决定哪一种贡献更重要。
　　除了漫长的童年期和后生育期的存活，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又一显著特点是他们的性活动，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特殊之处。大多数动物只在发情期中交配。它们只有受到发情期的驱使（通常是气味的细微改变），才有可能交配。也就是说，只有当雌性热情高涨、可以受孕的时候，交配现象才会产生。因此，对大部分的物种来说，为了繁衍后代而组成的配对关系是相对暂时的，在卵子受精后，雄性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
　　人类不仅仅为了繁衍后代而进行性生活，性生活贯穿人的一生，排卵期之间、怀孕和哺乳期、更年期之后，直到老年。所以说，性与生育的关系早在避孕措施还没发明之前就分离了。对性的追求有助于人们保持生活热情，不为繁衍后代而发生的性行为应当被理解成一种进化，是人性最直接的表现。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不为生育而发生的性行为呢？一种可能性是，它让两个人得以持续地在一起，以便照顾后代、照顾彼此，甚至是他们孩子的孩子。人类之所以能负责任地照顾他人，性愉悦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表明，与伴侣居住在一起的男性活得更长久、更健康。婚姻以相互依靠为基础，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的分工可以优化一个社会的文化，从而增进这个社会的相互依靠性。但当家庭收入来自于丈夫，妻子被认为“不工作”，即依靠他人、不对家庭作出贡献时，相互依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会显得意义模糊。有时候人们认为，性愉悦对男性来说是正常的，对女性来说却不是。随之而来的推论是，女性与伴侣发生性行为并繁衍后代，是为了换取经济上的支持。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性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相互的给予，伴侣双方都会为日常生活（通常在不同的方面）贡献物质收入和免费劳动。这种新模式取决于伴侣关系的概念：伴侣双方依靠并需要彼此，对彼此心怀感激，其关系才能持续发展。人类关系赖以发展的关键是真正的给予、获取和互惠，但当经济学家讨论“抚养比率”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对其含糊其辞。经济学家所用的语言令我们的反应带上了成见，他们选择了两个看似同义的词语，但是只要你查一查字典就会发现，“依靠”（dependence）暗含着可靠和信任的意思，而“抚养”（dependency）则有一层从属位置的含义。期待一个男人能独自挑起家中的财务大梁，把沉重可怖的负担放在他的肩头，只会令他渐行渐远，令他弄不明白妻子存在的价值：她在做着什么？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她又能做点儿什么？孩子是负担，这么想也没错——我们需要为他们的童年倾注大量的劳动力。但他们同样也是一份礼物。老年人也可以被看成负担，尤其是当惯例和时代同时将他们拒之门外，令他们没法参与社会活动的时候。但是他们一样也可以作出贡献。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Obama）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MarianRobinson）就居住在白宫，这不仅表明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将种族歧视的历史抛在脑后，也体现了不同代人的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力量和耐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从一生的经历中挖掘继续贡献的可能性，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而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去认知老年人的贡献并从中受益，而不是忽略它们。当我们思考不同人生阶段的互惠模式时，也许应当想想人类的各种活动，应当着眼于完整的双向、而不是仅仅是单向的利益。比如，除了费用，一个医生还能从她的病人身上获得什么？教师从小学生身上能学到什么？喜剧演员从观众的笑声中能收获什么？认可对于艺术家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政治家又要怎么靠着支持者的信任和热情走下去？
　　从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互惠存在于这个正在逐渐形成的四世同堂的社会里（曾祖父母与从前的祖父母一样普遍，甚至可能人数更多）。我们也许会发现，长寿对人类的贡献就像童年期的延长一样重大。然而与此同时，如果老年人总怕自己变得没用，担心自己需要依靠他人，他们的精神就会被恐惧腐蚀，使人们对“老年人”的定义变成现实，这是老龄化最有害的一点：老年人对自己和同龄人持有消极观点。
　　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想象力和好学上进的即兴艺术。不断增长的寿命向我们提出挑战，使我们不得不去更新自己的期望值，挖掘不曾想过的可能性，以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模式安排人生，它让我们去思考这些新的人生可能性将以怎样的方式与之前人生的选择联系起来。随着对新情况的了解，我们会逐渐——或是猝不及防地——产生意识上和自我认同的改变。
　　你是从什么时候由“成年一期”进入“成年二期”的呢？当你觉得，想做的事情基本已经做完了，但是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也还不算太晚，你就迎来了它。不需要密实的安检，你就可以穿越这个通往人生新阶段的门廊，你所需要的只是新的思维角度和不断的学习。从漫长的人生和丰富的经验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智慧是“成年二期”的显著特征，也是长寿最讨人喜欢的特点。从日常的责任义务中解脱出来，你会获得一种挑战期望值的自由，有时候这自由甚至会令人惶恐不安，但当你把精选的智慧与全新的自由领域中的能量和信念结合起来的时候，活跃的智慧便诞生了。这是年长的成年人应该贡献的智慧，让他们可以去改变美国的社会与家庭生活形态。
　　“成年二期”是一份馈赠，它为人生提供了新的选项，但人们也需要花时间在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埃里克？艾里克森（ErikErikson）使用“暂缓”（moratorium）一词来指代年轻人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他们为自我认知而挣扎的时候，便会暂时将自己的信念放在一旁，这一阶段通常会持续到大学毕业后。许多年长的成年人会经历一个类似的休整期。他们在这一阶段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旅行，或者某种实验性的退休（后来被证明是暂时的），试着为人生的新阶段寻找可以全心投入的新活动。我想用“天井”来比喻“成年二期”的过渡期，如果加进房子的新房间是位于中央的天井，有着通往其他任意一个阶段或者房间的露天走廊，用这个来形容通往“成年二期”的过渡期再贴切不过了，人们在这里寻找着下一步的方向。“成年二期”最终会给老年期让路——以对死亡的意识为标志。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从前很多兴趣的复苏。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人们获得有见地的认识，并富有创造性地去谱写接下来的人生，我还希望它能让人们更深刻地全身心投入。
　　我们需要祖父母辈的成员——也就是那些处于“成年二期”的人们——把长远思考重新融入到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之中。非常讽刺的是，人类的寿命变长了，目光却变得短浅了。在当今这个社会中，成年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努力奋斗着。他们是父母辈的成员，正在倾尽全力去赶在截止日期（下周或者下个月）之前完成任务、做完季度报表，还要参与快速循环的选举周期。两班倒是普遍现象。在压力之下，人们的视野变得狭窄了。
　　对于年长的成年人来说，剩下的日子并不太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与年轻的成年人相比，他们没那么关心未来。然而事实是，处于“成年二期”的人们，他们心怀见地，还拥有创造未来的最佳装备：他们有时间和独到的观点回顾过去，愿意考虑新点子、获取新技能；他们对影响后代的事件直言不讳，尤其是环境问题，可以全身心投入，让关于未来的梦想成真——他们并没准备置身事外。
　　年长的成年人关注未来，因为他们的儿女、孙辈、侄子和侄女、学生、朋友和邻居的孩子都将生活在未来。年轻一代暂时还没有影响未来的能力，担忧未来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祖父母能够成为同盟，他们可以携手去守护未来。别忘了，现在被广泛参与的环境运动曾经一度被忽视，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穿着网球鞋的小个子老太太们”才会参与其中。年长的成年人经历过许多变迁，善于适应或好或坏的境遇，他们懂得如何获得新技能，如何区别积极与消极的变化。但讽刺的是，政治家、广告商，甚至是他们自己都认为，年长的成年人更关注自己的舒适度。在当今这个时代，将要退休的人们正在重新定位自己人生的形态，试着脱离旧时候的错误印象。年龄歧视仍然非常普遍，不论老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它塑造了年长的成年人对同龄人的看法，令他们在对未来施加影响这条路上踌躇不前。
　　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在努力，让这些寿命变长的人们可以继续奉献社会。马可？弗里德曼（MarcFreedman）首先推动了“公民参与和重返职场”的工作；斯隆基金会致力于研究如何构造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才能最优化年长的成年人所作出的贡献。女权运动使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却使得她们没时间照看孩子或者参与社区生活，退休的人填补了一部分空缺。许多行业担忧未来熟练工人的短缺，他们渴望找到让退休人员重新参与其中的方式，例如让他们成为工作安排灵活的有薪员工，或者是志愿者。高生产力的工作期若是能再延长十个年头，不仅能够补充劳动力，还使得我们去重新考量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弗洛伊德（Freud）有一句名言：“爱与工作赋予生命以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年长的成年人总是在躁动不安地寻觅它们。
　　20世纪中的每一次解放运动都是一场斗争，斗争的对象是内心中的偏见和关于自身或者同类人的消极看法。只有克服了这些偏见和消极想法，人们才能欣然接受一个新的愿景，并且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每一次转变都存在着风险——过度激进的风险、将计划变成具体行动的风险，以及反弹的风险。但从上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到后来的女权运动、残障人士权利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些曾被排斥在平等参与之外的人们站了出来，要求平等权利，兑现他们对新奉献的承诺。
　　40年前，年轻女性获得了对子女养育作出计划的权利，她们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人生，决心从社会对她们惯有的认识中挣脱出来。她们是谁？她们能做什么？她们在人生中应该追求什么？她们曾经按照这些想法设想过自己的未来，她们曾经被训练得愿意接受任何别人为她们准备好的东西。当年的女性发现自己并不需要沿着母亲的足迹走下去，现在，六十几岁的人们虽然记得祖父母曾是如何的老态龙钟，却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苍老。他们渐渐明白，自己不会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式老去，必须去发现或者创造新的模式去使用传统退休之后的时间。30年的光景太长，花在高尔夫、电视和桥牌上绰绰有余；30年的价值又太重，不值得都花在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的志愿者活动上。
　　现如今，接近退休年龄的人（还有随之也将踏入这个年纪的下几拨人们）前所未有地健康和长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如曾经的女性面临女权主义新浪潮挑战一样，他们需要弄明白：如何去发展新的觉悟，如何对未来进行畅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经历过的，年长的成年人也需要经历，探索自己的身份，找到可以贡献的智慧，以及让这份智慧在世界中产生效力的方式。我相信，就像是60年代的意识觉醒，这一探索必须依靠学习、反思、对话直至主动行动，需要领悟的不仅包括责任，还包括权利。若想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可以贡献什么，必须首先探索他们是谁。
　　这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于1989年出版的《谱写自己的人生》一书收到的最有见解的评论之一，来自于一位读者。她说，她被六位参与者的坦诚对话深深吸引住了——包括五位书中描述的女性，还有她自己——尽管书中的语句实际上是从不同的采访中截取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追随某个公式或是死板的模式，而应当在固有模式中创新。我们需要独到的个人见解，而不是案例分析。特别是在这个转型的时代，用数据来讲故事并不高明。
　　男性和女性都在担忧因为年龄增长而失去工作，也都需要明确爱与工作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他们想要延续什么，又想要忘却什么。这本书涵盖了男女两方的看法，有时候作为个体，有时候作为情侣或夫妇。
　　通过长时间的开放式访谈，我从与这些有见地、思路清晰的受访者——有老朋友，也有从陌生人发展成的新朋友——的对话中获得了许多材料。围绕这个重要性日渐凸显的主题，结合自己的阐释和反思，组织成这本书。生命长度的增长意味着人们需要同时去适应许多事情。对有些人来说，每一个阶段都被拉长了：更长的受教育阶段、更长的试婚期、晚孕，通常还有延后的退休。对另一些人来说，生命在中途又再度开始了，就好像它可以重来一次。对男性来说的一个常见形式是组建第二个家庭；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这意味着她们可以开启一项独立自主的新事业。有人想利用好自己未经开发的天赋，也许是通过结合左右脑功能来学习绘画、舞蹈，或者某种乐器，并从中受益；有想积累家产的；也有人打算去传授他们一直很擅长的本领；还有些人想在他们曾经没能倾注全部精力的领域里投入能量和热情。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新发现的自由；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全新或与时俱进的奉献机会。因为我们尚未完全明了可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它对很多人来说会是枯燥而无效的。与其对比不同之处，不如去寻找其中共同的价值观和趋近的主题，接受这一人生新空间。
　　我更乐于将人们看作他们自己人生的艺术家，创作的原材料是意外来临或者凭借天赋到手的事情，表达他们是谁，信仰又是什么——学习、工作或者养育子女，这些事情都是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对自我的不断创造和重新创造。就像是房子里一间新房间的使用，取决于房主已经拥有的生活、人际关系和财产；生命周期里新阶段的使用也与之前的因素相关。理想状态下，它不应仅仅是各个部分的简单集合，而更像是体现恩典与真理的融合体。一个故事的意义通常只有在最后几页才会被揭示，所以在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作出的选择也许会与前面的年头交相辉映。
　　如果这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假使谱写生命就像是创作艺术作品一样，一部分靠规划，一部分靠即兴发挥——那么仅仅学习在退休后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去了解人们在退休后做的事情与他们之前人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如艺术创作一般，可以对比、完成，或者重构之前的部分，它令人惊异，又如此的恰如其分。就像那些老人的面孔，充满智慧和深情，这样镇定沉着的人生也是十分美好的。
　　调，所以中医的具体治疗原则虽有很多，但都以平调阴阳气血为最后目的。在养生上，调和阴阳，达到和同经脉、气血皆从、内外调和是最终目标。
　　二、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是《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的核心，《黄帝内经》根据这一思想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在内联系六腑、经脉、五体、五华、五窍、五志等，在外联系五方、五时、五味、五色、五畜、五音、五气等，形成一个表里相合、内外相关的整体，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医学宇宙观，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以藏家学说为基础形成的脏腑辨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思维模式。
　　三、天人合一思想
　　天地万物由一气所化。中国古人认为气是宇宙和生命的本源，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所化生。天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相应的关系，源于天人一气。气是沟通天人万物的中介。气是人与万物生死存亡的根据，是生命的本质。在气论自然观的宇宙图景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是由气所推动的大化流行过程。就人来说，生命取决于气，保气、养气、调气是养生和治病的根本要求。《黄帝内经》基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密切联系，建构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使《黄帝内经》医学理论能够真实反映人体生命活动的客观过程。这种医学模式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将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人体身心的和谐视为健康的基本标准，并贯穿于疾病的防治和延年益寿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这是《黄帝内经》对于世界医学的贡献。它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但其可贵之处是，它已完全融入自己的理论，并作为临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实施于医疗活动之中。
　　四、形神统一观
　　重神轻形是中医区别于现代医学的基本特征。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由气所化生，具体说来，是由在天之气（阳气）和在地之形（阴气）合和而成。就人来说则是形神合一。神是气之功能的极致表现，神本质上也是气。人的生命活动虽然要以形体为依托，但终究以气为本质，气在生命存，气去生命亡。所以古人在生命观上重气轻形。最佳的生理状态应该是形气相得，在病理状态下则是气胜形则生，形胜气则死。因此，与重视人体生理解剖结构研究，从有形的物质存在着眼的现代医学不同，中医重视对无形的生命之气变化过程的研究。
　　五、独特的生命观
　　（一）人体观。在古代哲学“精气论”、“道器观”的影响下，《黄帝内经》将人视为精气聚合、离散之器，生命现象是精气升降出入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主要是从整体机能活动的方式、方法及其相互联系的“道”的方面，研究生命过程及其机制与规律，提出“以四时之法成”的生命机能结构学说，“阴平阳秘”与五行生克制化的生命机能稳态学说，“奇恒”、“回转”的动态生命过程学说，集中体现在藏象、经络、精气神等理论中。
　　（二）疾病观。在“奇恒常变”观念的指导下，结合丰富的医疗实践，《黄帝内经》确立了有关疾病的理论。关于疾病的概念，诸凡饮食起居、劳作情志等一切身心活动反生理之常者，均可使阴阳失调而致病。它不以形质结构及其物量变化的超标作为衡量疾病与健康的单一标准，而是更强调整体机能的紊乱与失常。关于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以“邪正相争”阐明其机理，以六淫疫邪侵袭，饮食、劳伤与七情失调概括其致病方式，从致病因素与机体抗病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审求其病理意义，即“审证求因”。关于疾病变化的机理，《黄帝内经》着眼于宏观、动态地分析其整体机能失调的方式、状态和过程，提出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变为基础的疾病传变等理论，成为临床诊病论治的理论基础。
　　（三）诊治观。《黄帝内经》提出审机论治的诊治原则，是辨证论治的雏形。审机，即审察病机，就是通过对临床病症的收集、整理、分析、综合，确定其病变本质。它是对疾病过程中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机能失调之本质概括，因时而异、因人而别，作为诊断过程，后世演化为“辨证”，于是“证”成为诊断和治疗的关键，由此决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特点是在整体机能协调的基础上，将治疗个体化，强调治患病之人；提倡各种方法配合应用，强调综合疗法；在治人与治病的关系上，更重视人；在整体与局部、机能与形质关系的处理上，更重视整体、重视机能；对病变共性和个性的关注上，更重视个性。对于疾病的预防上，提出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有效指导了各种自我健身法的实施，在世界保健医学上独树一帜。
　　《黄帝内经》医学论著写作于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年代，与诸子之学相互唱和，对诸子学说多有吸收，并深受其影响。从文本上看，黄老道家、《周易》与《黄帝内经》关系最紧密。还广泛地吸收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生物、社会、心理、哲学等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文、自然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说明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及人文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西方有的医学家认为与其说医学是自然科学，不如说是社会科学更为合适。与人有关的学科就不仅是自然科学所能涵盖的，必然蕴含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从来没有把医学看成是为医学专家所垄断的孤立的专门学问，而是把它放在天地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中来思考。所谓“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气交变大论》）。这种学科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中医学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之所以与诸子百家之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国古代的学问并不像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那样有明显的学科划分，而是存在一个普遍的大道贯穿于一切学术之中。不同的学术都是这同一大道的显现。古人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大生命的流行化育过程，一切学问都是对这大生命流行化育的揭示，医学与其他学术之间并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介绍《黄帝内经》有关生命的认识。对原文的选录，以北京中华书局姚春鹏本为底本，进行增减，选择了最能反映中医学术思想特点的篇章或段落，对于比较具体论述疾病或理论内容深奥的部分则略去。通过“导读、注释、译文、赏析与点评”等四部分为读者提供阅读门径与参考。本书《素问》卷根据《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校订，《灵枢》卷根据《灵枢经》（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五年重印本）校订。《黄帝内经》与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整体，理解《黄帝内经》的医学也必须进入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才行。因此，在注释时多引证诸子之言，以加深对其思想的理解。古人讲做学问要懂得溯本求源，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把学问贯通起来，才是真学问，因此，在注释某些词语时，阐明其词义由来的逻辑关系，力求使读者逐渐养成求索语源、贯通学问的习惯，才能进入中国医学这一智慧的殿堂。
　　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最难认识的就是人类自己，人是既开放又相对封闭的复杂系统，生命活动不仅随着自然界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同时要承受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结果，如环境污染、气候暖化、辐射侵袭；还要面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精神压力、物欲膨胀、内心失衡，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二○○八年《黄帝内经》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海内外的专家对这部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来自伦敦大学的马堪温教授将《黄帝内经》的核心理念概括为“重生、尊生、保生”六个字，道出了沉淀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对生命及生命规律的认知心路，也开阔了我们面对未知疾病时的防治新思路。
　　（一）重生：在《黄帝内经》的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首论生命的重要，称养生得道的人为“真人”、“圣人”、“贤人”、“至人”。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的养生方法，告诫人们“外避虚邪贼风，内养精神情志”，“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原则。
　　（二）尊生：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生命的规律，生长壮老已是生命的客观规律，中医的理念是根据生命活动的不同阶段特征进行调养，如：青少年时期要健康成长；中年人要保证其精力旺盛；老年人要减少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健康长寿。尊重生命，还要尊重生命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顺从自然规律的和合天人观，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更不是战胜自然。
　　（三）保生：中医强调治未病，包括在未病之时加以防范；已病之初及早治疗，防止传变；无论是疾病的诊断，还是治疗用药，均以保护人体的正气为核心理念，尽量采用平和的方法，在不破坏人体基本生理活动的前提下，帮助人体恢复健康。阴平阳秘，正气存内，病安从来？
　　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只有对天地宇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建立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才是保持身心健康、免除疾病困扰的关键所在，才是“跻斯民于仁寿”的恒久之道。在一定意义上说，《黄帝内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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