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西方社会保障福利的制度化，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发挥出调节和缓冲的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保障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保障福利不可能消除使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①，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②所以，保障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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