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们被接踵而至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许多人认为只要制定高指标，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这种全国上下表现出的冒进倾向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的发生。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事实表明，这条总路线执行到最后只剩下了“多”和“快”两个字。“大跃进”运动中盲目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并一再缩短目标的完成期限。实现这种远远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目标是再怎样发动群众也无济于事的，它只能通过追加投资、牺牲质量，甚至是欺骗才能完成。为了符合高目标的要求，人们不惜用谎言和夸大来弥补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被夸大的成绩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相信，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更高的目标。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中，人们被虚假的胜利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冷静理智的头脑与客观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人口发展的形势也做出了错误的论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彻底推翻了人多妨碍积累”的论断，在六次会议上甚至提出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表明，只要通过种种努力就能获得高额丰产，到那时“人口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彭珮云，1997）。
1957年开始，作为“民主新路”的整风运动转变成了“反右”斗争，最后酿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秉笔直书、畅所欲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一文拉开了人口领域大批判的序幕，学术问题上的分歧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利用人口问题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进攻（李普，1957）。从此以后，学术“探讨”成了政治“讨伐”，包括马寅初、吴景超、陈长蘅等在内的一大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遭到猛烈的公开点名批评，铺天盖地的文章从政治角度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定性，甚至扩大到对学者本人进行评价、定性和攻击。一时间，鼓励创新和求同存异的、热烈的、多元化的学术文化被追求绝对和统一服从的、冰冷冷的、单一化的政治文化所取代。昔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人口领域也成了无人敢问津的禁区，对中国人口理论的研究一停就是二十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以这样一种看似令人错愕的方式收场，其实也并非偶然，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是对人口发展规律探索过程中特定社会经济背景的体现。当时，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到十年，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无论是经济规律还是人口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反复和失误。复杂、紧张的国内外形势导致了政治斗争的泛滥化，人口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自然不能避免被风暴席卷，而虚高的经济发展指标又助长了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掩盖了人口众多和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甚至成为这场批判的“事实”依据。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形成对人口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这种错误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
党和政府对人口发展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受到禁锢，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占据上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政治环境的动荡打乱了政府各项正常工作的秩序，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避孕节育工作的实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刚刚开展起来的避孕节育工作未及在全国普遍就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
历史是在曲折和反复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亦是如此。“大跃进”时期的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倒退，在人口形势方面的判断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在人口理论方面的研究骤然中止，长期无法恢复，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停滞不前。但是，也正是经历了这些反复和失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才在摸索中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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