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丛刊·淑种之求：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及其影响》：
在高尔顿和皮尔逊那里，优生学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和遗传学，但是达文波特在本书中所介绍的优生学的理论基础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已不在其中，达文波特所强调的是细胞学和遗传学。所依据的细胞学理论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尔逊教授（E.B.Wilson）的《细胞之发育与遗传》，所述细胞的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过程甚为详细，并配有绘制清晰的图示，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细胞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所依据的遗传学理论为孟德尔的遗传学说，高尔顿和皮尔逊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的方法和原理已不在其中。
进化论没有被达文波特提到，那是因为在1911年前后，由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在美国得到广泛的接受，人们认识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所阐述的泛生子遗传理论的错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达尔文学说经过了一个低迷的“日蚀”期，故而达文波特不再理会进化论作为优生学理论基础的重要性。那个时期在西方的遗传学界还存在着贝特森所代表的孟德尔学派与皮尔逊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的争论，与英国两派相持不下的状况不同，在美国则存在着孟德尔学派占上风的一边倒局面，所以达文波特虽然在美国接过了优生学的旗子，却没有理会皮尔逊那些致力于连续性变异研究的生物统计学派的方法和原理。如果不是陈寿凡在别的书中找了一段“人种改良学思想之发展”加到这一译本中，对优生学知之不多的中国人可能还不太了解高尔顿和皮尔逊等人在优生学发展中的贡献。
相比之下，1922年周建人翻译的英国人唐凯司德（L.Doncaster）所著的《遗传论》，1926年陈兼善所著的《遗传学浅说》，都对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和高尔顿、皮尔逊的生物统计学派给予了同样的介绍，并强调达尔文进化论是启发这两派理论发展的基础。从实际情形来看，孟德尔理论的重新发现确立了颗粒遗传的重要地位，对于摩尔根学派后来的基因理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尔顿、皮尔逊所发展的生物统计方法虽然一度处于下风，却在后来的群体遗传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我们现在的生物统计研究，仍然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统计和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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