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题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重又把“生活世界”（Lebenswelt）作为了哲学的主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曾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为黑格尔那种近乎完美的宏大叙事结构的魅力所吸引，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充满革命的辩证法却为他的致命的保守体系所吞噬。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仅看作是他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得以外化的要素与环节，它们仅仅是绝对理念再现其自身的“现象”。马克思说，黑格尔这种被颠倒了的辩证法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诸多根本问题，逐渐地，马克思在考察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实现象（如林木盗窃案）之后认识到，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问题，哪怕是再好的理论体系也是无用的，守在象牙塔里沉溺于构造孤芳自赏的体系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感到兴奋，似乎找到了用以解释生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1]也许马克思天然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马克思很快感觉到，作为费尔巴哈理论中之关键词的“异化”和“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人类生活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马克思又一次陷入苦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着用自己的理论与话语研究劳动异化的著作，其核心词是劳动、外化、对象化、异化、本质力量，②[2]其理论旨趣在于基于生活问题分析之上的哲学提升与概括。之后，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对多年来曾一度崇拜、怀疑、批判过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总结，对自己的哲学主张与他们的关系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作为这一工作之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稍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基本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精神和风格：社会实践是它的理论基石，革命与批判是它的优秀品格，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人世界是它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哲学既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分析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规范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做到了伦理动机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马克思哲学无论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当时，还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的岁月里，马克思哲学的不可替代性是公认的，在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感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哲学依然在场，不但马克思当时曾用辩护与批判的眼光所对待的现代性及其社会后果逐渐地暴露出来，①[3]而且马克思用以分析人类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那种极具穿透力的哲学方法、话语系统依然有它的效用。这说明什么？
它说明，哲学是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只有当它提供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根本问题的哲学解说时，只有当它解说的问题依然在场，也只有它用以解说问题的理论、范畴依然有效的时候，它的哲学才会以新时代的形式存在着。
谁也不会否认，哲学是研究问题的，而就问题的性质说，有真问题和假问题，真问题中有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有些问题为特定时代所独有，有些问题为几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由其使命和品格决定，它理应关注人类生活中的真问题、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于是问题哲学就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大凡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并且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他们的哲学家，无不是因研究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或关于人的生存状态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而有名的。遗忘了人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不再关注人类命运的哲学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贫困哲学”，这样的哲学当然会被人们遗忘，或者它就从未被人们所过问过、重视过。
考察问题本身是确证问题哲学的理论前提。宽泛地说，问题有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是对某一领域的事情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实质是某些知识的缺乏。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遇的困惑，在此意义上，问题就不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恼，是痛苦的体验。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难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因此难题是生活形态的，是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一旦人的生活丰富性的对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对象，难题和苦恼就在所难免。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但难题常常又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①[4]关于问题与难题的关系，美籍犹太哲学家赫舍尔进一步精辟地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②[5]
也许焦虑和痛苦是人经常的存在状态，而快乐和幸福则是瞬间的体验。难题是人所唯一具有的，人不但生成着难题、遇到难题，而且感悟着难题，并把这种感悟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美德即知识”三个命题，并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其生活和终结其生命时起，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就以语言为中介表达他们对各种难题的看法。马克思、费尔巴哈、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海德格尔、利奥塔、福柯等似乎都在陈述对他们所遇到的生活难题的看法。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人是一个创造意义、体悟意义和追问意义的存在物，一切难题都与这种意义相关。任何一种难题无不标示着无法实现某种意义，或缺失某种意义，这又与人对人的理解相关。“成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示人的年龄和成熟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完成人、成为人、兑现承诺、实现人的尊严的过程。一切关于意义、价值的追问必然升华为对人是什么、能够成为什么即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本来就是并且总是一个难题。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的痛苦中。“人性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本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此，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模糊的观念、形象或梦想。人的难题产生于我们意识到了存在与期望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即人是什么样与应当是什么样之间的冲突或矛盾”。①[6]
人依靠自己的想象构筑出一个包括人的完整形象在内的可能性空间即可能世界来，然后又以这个柏拉图式的“善的理念”为摹本去衡量当下世界即事实世界的意义，结果发现，这个当下世界是一个有限的、非完满的世界，要么仅分有了“善的理念的”的一部分，要么阻止了某些“善的理念”的实现，这就是难题得以产生并能够存在的人性基础。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探讨人是什么，每一时代的一些思想家都以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关于人的概念，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此任。事实证明，每一时代的人们只提供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概念，而这种概念至多也只是多种理解中的一种，他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一切理解。
哲学是研究问题的，但它并不是研究所有的问题。存在论与价值论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基于根本问题之上的认识问题、语言问题、心灵问题、逻辑问题乃是由根本问题决定并用来指称和解释存在与价值的具体问题；一些表面看来与哲学无直接关联的社会历史现象如科学技术，在其应用方式和应用范围上因直接关涉到人类的命运，成了典型的价值问题；还有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并不是典型的哲学问题，但经济行为如经济决策、经济制度却直涉公平、正义问题，涉及动机、外部性问题、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等等。以上种种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和经济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具体的具有哲学性质之问题的哲学，可以称为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等等，均是这样的称谓。但关注人类的存在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关系类型以及如何对待关系始终是哲学的主旨，这也是近一两年来本体论重又成为学界热门话题的主要原因。不过，我以为，当前的本体论讨论不应该还在基本理念、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徘徊，也不该带着近乎崇拜的怀旧情怀沉浸在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思绪之中。当本体论何指何谓的问题基本清楚以后，当整理马克思哲学遗产的工作完成以后，应尽快转到全球化背景下人的存在方式及其问题的研究上来。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担当起充任“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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