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文库：沙苑子文史论集》：
扶桑国在中国史籍中消失后，扶桑却成了日本的别名。据《隋书》记载，公元608年，倭国王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所以唐及其以后，中国人就常别称日本为扶桑国。唐代大诗人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云：“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洲何处远，万里若乘空。……乡国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日本人也常以扶桑作为本国的自称，如公元12世纪左右，睿功德和尚所撰的记述日本神武天皇到掘河天皇的史书即称《扶桑略》。其他如纪齐名的《扶桑集》诗集、元政的《扶桑隐逸传》等书，都把日本称作扶桑。鲁迅先生1931年12月《送日本友人东渡回国》一诗亦写道：“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可见“扶桑即日本”已成为我国的传统说法。
有的学者认为，公元五六世纪时，我国航海技术还很低，海上交通很少，航海计程的方法也很幼稚，往往以船只漂流的日月计算，因而计算出来的航海里程其准确性也就降低了。如中日两国之间的海距不过约2200里，而《梁书》却称相距“万二千里”。就是按中日两国距离的同一尺度来推算扶桑国的地理位置，也绝不可能远到美洲。
扶桑国的方位是由大汉国和文身国的方位确定的，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史籍中的唯一重要线索就是文身国有文身之俗。现代民俗学研究表明，古代日本列岛，尤其是北海道、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以及我国东北的东胡族等，都有这种风俗。《梁书》上说文身国在倭国东北7000余里。倭国大概在北九州，文身国则应是虾夷人聚居的北海道一带。在文身国以东5000余里的大汉国，实当为库页岛。有的学者推测，从倭国经文身国（北海道）前往大汉国（库页岛）是从日本海沿北海道西岸航行，反之，从大汉国前往扶桑国则是从日本海沿北海道东海岸南下。因此，扶桑国的位置应在日本东南部。从《梁书》所载扶桑国的物产看，日本在古代虽没有黄牛，但却有水牛，它恰恰具有一对新月形的大犄角。一切民族的发展都是先有铜而后有铁，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上的边远民族不会炼铁亦不足为怪。
学者们指出，慧深口述的扶桑国的社会组织和风俗，几乎都可以找到脱胎于中国和朝鲜、日本等处社会组织和风俗的痕迹。如扶桑国称贵人为“大对卢”、“小对卢”，而“对卢”原是古代高句丽的官名。在日本虾夷族中，据说至今还可以找到“大对卢”、“小对卢”以及“纳咄沙”的痕迹。扶桑国王的衣服分青、赤、黄、白、黑五色，这与中国道家五行生克的说法是很容易联系在一起。扶桑国的婚丧习惯，在朝鲜、日本也能找出踪迹。据《三国志》记载，高句丽人订婚后，“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夫妻生子后才同归男家。据西方学者考证，日本虾夷族有“死者之家，一星期不食鱼肉”的习惯，这和扶桑国的丧礼习俗相同。6世纪末，有大批中国僧侣从朝鲜半岛东渡日本，相随而至的还有建造寺院的工匠和画工，于是日本遂“流通佛法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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