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舶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舶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活动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坐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习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spade”、“twodiamond”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遥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校园中和课堂里看到有趣的事，听到新颖的理论和知识，往往在茶舍里交流或讨论。刘文典先生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时，用浓重的徽南口音，畅论诗词同“观世音菩萨”的关系。“观世”，观人观世也，写诗，首先要观人观世，了解人生和世界的意义。“音”，声韵音律也，诗作，应当强调音韵声律的抑扬顿挫，讲求语言的节奏美感。“菩萨”，觉有情也，诗人必须有激情，情感应丰富，从一事一物中，均能感受到其中有情致。总之，诗词离不开人世、声律和感情。课后我与几个同学就在茶舍里一边品茗，一边评论“观世音菩萨”。叔雅（刘文典字叔雅）先生讲课，有一“绝技”，坐在课桌后的藤圈椅上，右手持粉笔，面对学生，在身后的黑板上书写温李诗，这一“绝技”，也是我们在茶舍中啧啧先赞叹的资料。刘尧民先生简朴的书斋里，他将自己的著作《词与音乐》送给我，并让我看他年轻时手书的诗稿。据说“五四”前后，尧民先生是“会泽四才子”之一，他的诗风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一人茶舍，我和同学立即谈起尧民先生的诗作和才情，兴之所至，还引出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和梅特林克。我拜访过张若铭先生，谈起青年时代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谈话间，她很推崇法国名作家纪德。由于她的推荐，我读了纪德的小说《牧歌交响乐》（又译为《田园交响乐》），感受极深，至今不忘。此后，在青云街的茶桌旁，纪德及其名作又成了我们偏爱的话题。大学生以茶舍为论坛，谈古论今。
天祥中学四八届的一伙老同学，后来分别考入云大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和农学院。平时相遇的机会少了，校门口的茶舍是绝好的聚合地点。一见面，文法理工医农，无所不谈，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见闻杂然并陈，互融互补。五华学院（1951年并人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与青云街的西头相距不远，茶舍里各校的学生们错落入座，相互交谈。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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