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载中的檀氏重视家族成员互助。《晋书》本传说：凭之“从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其时，不仅有檀韶、檀道济等五兄弟，道济还有母亲和姐姐共7人全靠凭之供养。檀氏很重家庭和美。《晋书》本传说檀凭之家“闺门邕肃，为世所称”。虽然年少丧父，檀道济兄弟姊妹间却是互敬相亲的。《宋书》本传记载檀道济“奉姊事兄，以和谨致称”。其中，“奉”和“事”两个表达敬重的用语显示出道济家上下有序和谐。
檀凭之的供养使得檀道济兄弟后来成为史著留名的武将，受封公侯成为可能，不仅使家族兴旺，也显现了时代经济基本单位以个体小家庭为主，失去父亲即失去经济来源。养育侄儿女应该不是时代惯例，檀凭之因此才受到称赞而被载入史册。《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言郗鉴“少孤贫”，不得不“躬耕陇亩”，也因父亲去世而失去生活手段。这里，“贫”来自“孤”，亦体现了当时以小家庭为主要经济单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袁宏、江淹、刘勰等著名文人都以早年“孤贫”好学不辍而著名于史。
檀道济的小家庭亦是井然有序，他的儿子皆各有所长。他身为司空、江州刺史、都督诸州军事等高位，受封公爵，是当时三位“配祭太庙”大臣之一，可谓殊荣鼎盛。他还有五位封爵的叔叔、兄长、儿子、侄子，姐姐为景王刘道邻的正夫人檀太妃，堂姊妹为南谯王妃，然道济本人“和谨”，无骄纵之气，诸子均未沾染淫逸之习。《宋书》本传记载檀道济的八个儿子，五个年长的都“有才气”，在刘宋朝廷担任清望职务：长子檀植为给事黄门侍郎；二子檀粲为司徒从事中郎；三子檀隰为太子舍人；四子檀承伯为征北主簿；五子檀遵为秘书郎。
檀氏以次等土族之例，显示了“齐家”是危难之际保持家族生存、发展延续的重要手段，不仅高门，低级士族亦重包括“丧礼”在内的“齐家”传统。余英时先生认为：六朝时期儒学“齐家”之说得以“光大”：“……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①余先生之理论可扩展包括东晋各阶层家族。尤其在乱世中，“齐家”价值是维持各阶层家族生存、发展之关键。
（二）檀氏崇文之家风传统
檀氏任官成员不论文、武，皆重文才。檀韶、檀道济兄弟都曾任江州刺史，镇浔阳（今江西九江），在职期间，各自拜访地方名士。义熙十二年（416）檀韶出任江州刺史后，力促“浔阳三隐”之一、名士周续之出山，并安排周氏到建康城北安乐寺讲说礼学、校书①。十年后的元嘉三年（426），檀道济任江州刺史，上任不久即专程带着礼物拜访陶渊明（365-427），虽被误会遭到拒绝，但显示了檀氏重视文士的家风传统。此外，《宋书》本传引用冤杀檀道济的诏文中说他包庇“志凶辞恶”的文学才人谢灵运，显示檀道济曾经关照过谢灵运。
道济的堂弟檀道鸾所著《续晋阳秋》，是现存史著作中最早记录陶渊明事迹的史家。檀道鸾早在刘宋时期所撰《续晋阳秋》中即记载了江州刺史王弘送酒、送衣鞋给陶渊明的两则逸事。其一说：“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之，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此事就是“白衣送酒”典故的由来。另一则说渊明从容接受王弘赠履：“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②
道鸾熟悉有关陶渊明的故事，很可能来自堂兄檀道济。《南史》本传说檀道济“素与”前任江州刺史“王弘善”，后又在江州任刺史十年（426-436），或曾听王弘亲口讲述或到江州后听说陶渊明有关趣事，再传给檀道鸾，道鸾记入《续晋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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