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在历史学领域做出独创性研究并具有卓越贡献的历史学家”，在2009年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史，尤其擅长英国中世纪教会与16世纪宗教改革研究、基督教思想与文化传统研究。完成国家教委出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96BSS005，04BSS006）。专著《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在201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英国教会史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在中世纪，英国教会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区管理制度、司法审判制度、税收制度，教士作为一种职业吸引了大量的男性参与其中，。教会组织作为天主教信仰的载体还负有确定宗教教义，主持礼拜仪式、管理日常宗教活动，亦即传播与维系宗教信仰的使命。除此之外，中世纪的英国教会作为西欧天主教会的分支机构与罗马教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英国本土居民的一部分与王权的统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仅就狭义的“教会”概念而言。狭义的“教会”指的是教会组织，广义的“教会”还应包括世俗身份的天主教徒，以及天主教徒奉行的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

　　陶内在1926年出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变迁与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得出了与韦伯不尽相同的结论。陶内研究的重点时期，是从16世纪30年代修道院解散至17世纪英国内战之间的一个世纪。由于陶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做出了颇有建树的研究，史学界将这一个世纪称为“陶内的世纪”。与韦伯单纯从宗教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起源不同，陶内致力于探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多重因素，其中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依照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对金钱财富（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政治权利）的追求，陶内认为，它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迁所提供的适宜的成长环境，而不是宗教的变迁。陶内举例说，在15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南部德意志、法兰德斯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原因仅仅在于这些地区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与金融业中心，而这些地区至少在名义上奉行的是天主教；资本主义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荷兰与英格兰得到发展，其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地区建立了新教政权，而在于当时大规模的经济运动，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财富。①陶内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韦伯理论的脆弱之处，不是从精神的单一层面，而是从思想、观念与制度、物质的双重层面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且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他的解说似乎更为合理。
　　陶内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韦伯设想的复杂，韦伯对加尔文主义的解说过于简单化了，似乎17世纪的清教徒对社会责任与自身利益都持有同样的见解。实际上，17世纪的清教徒社会成分很不相同，其中既有贵族也有平等派，既有土地所有者也有掘地派，既有商人也有手工业者，不同的清教派别之间在社会理论方面有很大差异。②陶内的论述在无意之中也指出了韦伯理论在时间上的错位：加尔文主义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发生在加尔文去世之后的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新教精神在17世纪才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16世纪欧洲范围内的新教改革主要是一场宗教革命，并不是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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