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新安理学论纲》：
（三）吏治思想
程大昌的吏治思想简言之，就是高薪养廉与仁治法治互补。针对吏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程大昌提出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其中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程大昌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程大昌认为如果关系治乱的重要三职（常伯、常任、准人）能够择人以处，就可极大提高管理国家的效率，统治者可高枕无忧。其二，程大昌还认为，光有好的官吏还不够，要保持吏治清明，必须高薪养廉。
其三，仁治与法治互补。程大昌强调治理犯罪要用重典，对于严重违法者以及屡教不改者严惩不贷。刑杀的主要功能就是惩戒，这一功能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以刑去刑”。但在厉行法治的同时，又要实行仁治，强调仁治法治并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体现仁治与法治的互补性和内在的统一性。
程大昌曾任京官和地方官达三十六年之久，长期的从政经历使他对南宋的吏治有着深刻了解。针对吏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程大昌从独特的视角进行思考，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笔者认为程大昌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官吏的任免。他说：“天下职任多矣，常伯总率百官，常任谨戒百事，准人平处刑罚，三者关系治乱，最为切要，举天下之大而能择人以处三职，则无君道遂无余事。”在程大昌的整个政治实践中他始终注重官吏的任免问题。最具说服力的事例是在宋孝宗时，程大昌看到矫诏行为有可能伺机产生，破坏朝纲，危及国事，就向孝宗提出建议，为防患于未然，皇帝传下的旨意必须由三省复核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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