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二、西洋哲学的演变
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一一九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七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练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斯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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