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与管理跨学科新著丛书：代币经济学与当代道德危机治理》

　　三、社会科学中的东方谜题

　　西方人将东方视为神秘的东方，同样道理，东方人依然隔着一层面纱看待西方问题。这个面纱就是社会科学中西方因素的缘起。

　　在社会科学领域，众所周知，东西方的学术渊源存在着一种隔断现象，譬如在政治学上就有西方政治学；法学上没有西方法学但是却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别，所谓英美法系泛指以英国和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为代表的法律制度，而大陆法系则是以传统欧洲大陆的法国司法体系为蓝本的司法模式。这么看来，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着广泛的西方因素，于是经济学自然也不甘人后地被抽象为一种西方经济学的学理体系。

　　什么是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因素？很多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都会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一种谦下的姿态顺从地接受源自西方的社会学方法，而将社会学方法中的西方两字去掉呢？如果想要问这个问题，其答案显然不在西方社会，而在我们东方自己的学术本源。而这一切似乎都应该从上面提到的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割裂说起。早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其实是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就是所谓的东方理学研究视域。

　　理学这个名词一般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嘉_佑治平年间（1056～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考察中国理学的历史渊源：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为什么把中国的理学思想作为东方社会科学传承的本体？众所周知，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所以，五四运动之前，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的话，这种研究视域一定是指理学研究视域。

　　曾经有人否定清朝时候理学思想仍然有传承和发展，我们仅举清人吕留良的言论为例：“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吕留良的这个说法将皇帝比喻为地主，他认为皇帝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长远，“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由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清朝理学家吕留良的思想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辩证历史观非常接近。不过严格意义上说，吕留良所阐释的清代理学恰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直接延续，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的，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谩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晚清的复兴，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另外也体现在理学宗奉者数量的增加。

　　道光朝以后，伴随着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曾讲学过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忻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东方社会而言，存在着一种自传统东方社会一以贯之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东方的理学传统。所以自五四运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思潮之后，东方人将西方两字冠在西方社会科学思潮之前的做法恰恰说明了东方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理学思想的一种笃定的信仰与回归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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