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结果解释
(1)环境管制水平影响。通过估计结果研究发现，环境管制这一观祭变量对东部地区的重度污染产业转移、中度污染产业转移、轻度污染严业转移的回归系数为一6．78、一0．38、一31．92，即均为负值且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强度上升导致重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贡献份额减少，也会导致中度污染产与轻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贡献份额相应减少，与预期结果相符。由于污染产业指标选取的是差异转移份额DIF，直接反映这一地区此类产业在本地区的竞争力。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管制导致这三类产业在东部地区丧失竞争力，即对三类污染产业转移出东部地区产生促进作用。然而，环境管制对中西部地区三类污染产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4．47、26．2、一0．09．说明环境管制强度提升会促使重度污染产业和中度污染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提升竞争力，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促使这三类污染产业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这一结论与国内大多学者如傅帅雄、张可云(2011)、魏玮等(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2)劳动力成本作用。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成本，从而促使这一国冢的生产与消费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然而本书的估计结果发现，劳动力资本与三类污染产业转移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确定。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中西部地区中度污染产业、中西部地区轻度污染产业为负值；其他均为正值。即在重污染产业中，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显著降低重度污染产业份额，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重污染产业份额影响暂时还不显著。这说明在重度污染产业中，劳动力成本对其影响较大，也是促使这类产业转移的因素之一。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是，对中度与轻度污染产业，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反而导致产业差异转移份额的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则导致了产业差异转移份额的F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一些中度与轻度污染产业已经具有一定技术密集度，劳动力成本上升反映的其实并非成本上升，而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因而有利于提升竞争力，从而导致产业差异转移份额上升。
(3)人口密集度效应。人口密集度这一指标也可代表市场规模。即人口密集度越大，说明这一地区潜在的市场需求越大，越能够大大吸引产业转移。在重度污染产业中，人口密集度提高会导致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贡献份额下降，而中西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份额上升。这也说明在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中大多产业已处于中低端衰退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部地区实施较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促使东部地区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而并不是一味地追求产值增长。然而，正如前面章节对污染产业转移原因分析一样，中西部地区目前仍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忽视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度与轻度污染产业上看，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人口密度与污染产业份额正相关的关系。
(4)市场化程度效应。市场化程度代表一个地区市场活跃程度，本书对该指标衡量时认为该指标值越大，市场化程度越低，预期对污染产业的转移影响为负。从估计结果上看，东部地区在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中的回归系数为3．64、0．44，即均为正值，而中西部地区在这两类污染产业中的回归系数为一3．36、一26．64，说明了市场越活跃，越有助于污染产业进行转移，但是由于回归系数值并不大，因而也说明这一指标现阶段并不是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在轻度污染产业中，东部地区这一指标的回归系数为一29．21，中西部地区为10．89，也进一步表明现阶段东部地区倾向于清洁生产，倾向于引进对环境污染较小的产业，从而中西部地区则失去这类产业的竞争力。
(5)交通运输成本效应。交通运输水平即代表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关于这一变量的回归结果，各类产业之间差异较大。交通运输成本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份额将减少18．28个百分点，中度污染产业差异转移份额将减少66．28，这与预期结果并不符合。而且这两个回归系数值与其他系数相差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交通运输便利性、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依旧对东部地区重度污染产业与中度污染产业有较大的影响。现阶段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这种差异短期内并不能消除。所以从交通成本的其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中西部关于此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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