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正处在从数量型追赶向质量型追赶的阶段转换中
1.维持我国高增长的条件和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经过30多年的高速追赶，我国的后发优势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供求条件和增长机制都正在发生变化。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净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劳动要素由接近无限供给向紧缺转变。土地资源供给紧张，价格快速上涨。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加大，企业面临排放指标限制和治污成本增长的双重约束。国际和国内传统市场接近饱和，企业竞争压力加大。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投入大量增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降低了企业和全社会的投资率，高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动力大幅削弱。
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通过引进技术提升TFP的空间变小，成本上升，难度加大。市场扩张速度放缓，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效用减弱。结构调整带来的效率提升空间有限。我国每年转移约1000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数量增多，转移同样人口带来的效率提升递减。出口和FDI增速降低，外贸部门对国内企业技术外溢效应降低。传统效率提升速度降低后，进一步降低企业盈利水平，进而降低投资率和经济增速。
2.当前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是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提升
从阶段转换的两大动力看，资本积累机制在发生变化，投资增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空间仍然存在。正从TFP1类型的增长向TFP2类型的增长转变。
后发优势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后发优势的消失。事实上，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仍然存在较大的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体丰富，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尚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具备了高素质劳动者比较丰富的特点。2019年之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将相对增加，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较大。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从市场空间来讲，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少，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需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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