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从城市竞争力到城市群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取决于是否有若干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群与全球城市区域，它们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可以说，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已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而是城市群。在日本，3500万人口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财富也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城市群（WorldBank，2008）；在美国，有2.43亿人口集中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这些区域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Glaeser，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9）的报告，全球土地面积的1.50-/0聚集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2013年，包括苏浙沪在内的广义长三角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6万亿美元，以不到全国2.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近21％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印度、俄罗斯的经济总量相当。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竞争力的提升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由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与空间格局。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城市群协同发展要求我们从单纯的单个城市竞争力提升发展到整个城市群竞争力的提升，从国家战略和国际视角的高度，进一步全面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和整体竞争力。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高级化的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本质是要素在超越单个城市的更大范围的城市体系内的集聚与空间配置。城市伴随着集聚经济而发展，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推动了专业化城市和综合性城市的形成，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经济活动在单个城市的集中会带来集聚不经济，此时要素和产业会从中心城市以人流、资本流、信息流和商品流的形式沿着交通轴线和通信渠道向外围低梯度城市地区扩散，从而在区域的其他地方产生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形成区域的经济中心体系。每个经济中心都会有与其规模相应的大小不一的外围地区，这样，区域中就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由不同等级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即城市群。城市群形成中的要素集聚和扩散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产业和职能的分工过程，由于产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和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产业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分工的空间边界也在不断弱化，突破了单一城市空间的范围，由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过程必定会使得产业也在城市群中重新配置，完整的城市体系会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完整的产业体系会使得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形成统一的市场，产生大量的商品流和要素流，形成密切的联系。城市群是经济集中化的产物，也是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经济活动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集聚，单一城市的规模不经济效应会由于要素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优化配置而得以消除，城市群的出现会产生新的合理的规模和布局，带来新的更强的集聚力，取得新的更强的集聚经济效应，这种集聚效应是单一城市的要素集聚过程所不具备的，由此，城市的集聚可以形成超越“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集聚经济效应，也即“城市群经济”。
本报告认为城市群竞争力的本质就在于“城市群经济”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其中“城市群经济”的核心在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城市群竞争力最根本体现在城市群对各种要素的集聚能力方面；与要素在单个城市集聚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不同，“城市群经济”的实现依赖于合理的城市体系的形成，只有城市群各个城市通过整合达到一种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经济依存的状态，“城市群经济”才会发挥作用，城市群才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而合理城市体系的形成是要素在城市群范围内不断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作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完善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群经济”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城市群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经济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改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群经济”的最终实现会使得城市群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群竞争力也可以由此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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