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体分析
总体说来，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传统变量和制度变量的解释力均十分有限。这一结果很可能是由不同地域国家较大的异质性造成的：各变量在总体样本中的作用力相互抵消，造成总体效应不显著、过于笼统的结果。
具体来讲，在全样本的五个传统变量中，只有GDP增长率是显著的，但其作用方向与假设H3的预期相反，这一结论或许还是与我国很大存量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投资行为有直接关系。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能力（包括规模大小与潜在增长性）并不是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在四个制度变量中，营商便利度和双边贸易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假设5a和假设7，表明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在相对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东道国频繁的贸易往来的发展中国家中投资。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政治影响（显然我国进行OFDI活动时是忽视这一因素的），回归结果中其他制度变量系数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的基本一致，这样的结果也对分析框架中所阐述的理论进行了验证。2.类别分析
我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不同组别之间的分布十分不均匀，并且在不同的地区其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由此.不同国家样本的实证结果与总样本的结果存在显著的区别，并且不同的子样本的显著性和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制度方面的因素。
（1）亚欧地区经济体
在亚欧地区的子样本中，三个基于假1的传统变量（GDPP、GDPG和OPEN）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作用方向与预期中的完全一致。这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OFDI主要分布在周边亚欧地区。尤其是市场开放程度这一变量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就意味着东道国强烈的出口导向对我国在亚欧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对于传统的东道国市场能力变量（规模和增长性），中国企业在亚欧国家进行OFDI行为时，更注重的是该东道国的市场扩张能力，即瞄准的是更广阔的外部市场，而并不仅仅是东道国的国内市场。
回归结果表明，制度系统对我国企业在亚欧地区的OFDI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所有四个制度因素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政治影响的作用方向与假设相悖，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母国的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相较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发现自身在政治环境存在风险的国度内，较熟悉政府频繁进行调控的宏观环境，也能更好应对以获取当地制度的合法性。总而言之，中国的跨国公司在选择OFDI区位时，更关注的是东道国具有较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度，更为看重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趋同性，此外双边贸易对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拉美非地区经济体
在拉美非地区的子样本中，虽然有四个传统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只有资源禀赋的作用与预期的假设2相符，表明我国企业在空间距离较远的拉美非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关注点并不在于其市场的潜在增长性、市场开放程度以及相对劳动效率上，相反较为丰富的资源禀赋对我国OFDI吸引程度较大。制度因素方面，其作用虽然不如亚欧样本明显，但也有三个变量顺利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有两个变量的作用值得关注：一是政治影响，它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与预期的相同，表明我国企业在进行拉美非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决策时，会效仿其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做法，较为理性的考虑其政治风险再做投资；二是文化差异，与亚欧子样本表现相同，表明在拉美非地区投资时，中国企业较为看重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趋同性。
（3）金砖成员国经济体
金砖成员国都是各大洲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都具有自身经济体庞大、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事件有较大影响力的特征。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可以说，金砖成员方的样本（不考虑中国）是对模型回归方程最理想的拟合。几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作用方向大部分与预期中的相同。传统因素中，有三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市场开放程度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正向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金砖国家的经济外向性程度较高，我国企业试图依附国外基地寻求突破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而资源禀赋通过了1％的水平检验，即其他金砖国家的自然资源对我国企业极具吸引力，巴西、俄罗斯联邦和南非的矿藏不得不说是世界级的财富。正向的相对劳动效率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是唯一一次相对劳动效率在样本中实现预期中的正相关。说明了我国企业在金砖国家的OFDI行为充分考虑到了劳动效率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一味压低劳动成本，获取净利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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