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福利：可行能力方法与其他福利标准评价的分歧
（一）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评价标准
功利主义认为正当评价福利的基础就是满意、效用。其核心形式基于后果推荐一种行动选择，而用福利的方法来评估它的后果。具体地，通过简单加总个人的福利或者效用来评估后果，这种属性有时也被称为加总排序。因此，功利主义本质是后果主义的。一种行动的后果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一种行动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该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推出，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总是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使得该选择的影响与其他选择的影响相比，至少产生同样数量的效用总额。在功利主义的福利后果评价中，由于效用的度量受到信息约束，因此，在实践中，效用的度量就转变成了对实际收入的描述，福利的评价就是对收入、商品和消费的刻画。
功利主义假定其行动者对于行动所产生的未来影响是确定知道的。然而，正如实际所发生的，行动所产生的未来影响受制于不确定性。因此，就形成了事前与事后的社会福利函数。事前社会福利函数就是将个人的事前期望效用作为社会福利水平，而事前期望效用使用冯。诺依曼一摩根斯坦效用函数估计。事后社会福利函数是指每个国家都为已知的情况下，分别研究各国的社会福利，然后再将各国合并成一个期望福利函数。阿玛蒂亚·森指出：第一，事后功利主义作为福利主义存在的困难，即关于各种备选事态相对善性的判断只能根据这些事态各自的个人效用总和，进一步地，如果关于两个事态的所有可以知道的个人效用信息都已经知道，关于这两个事态，无须任何其他信息就可以对它们做出道德判断，显然，福利主义关于事态道德判断有严格的信息限制。第二，效用进行加总排序过程中的问题。一方面，加总排序要求对于效用分配上的不平等全然无动于衷，也就是说，加总排序并不关心效用在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加总排序要求效用在个人之间进行比较，除非每个人都是同质的，否则这一基数性的个人效用函数不可能从社会状态上的个人偏好推导出来。
（二）罗尔斯正义论的社会福利标准
罗尔斯的社会福利标准根植于他的正义论的政治哲学基础上。考虑到功利主义“最大化”的福利标准对效用分配的漠视，罗尔斯提出了内生于其社会价值正义观的福利标准：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标准有时候也称为“最大最小”原则。那么，如何界定利益？罗尔斯使用了基本善。所谓基本善是指“基本善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向往的东西……无论一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善通常都是有用的……为了简便，假设这些由社会来支配的主要基本善是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尽管没有给出这些基本善的权重，但很明显，罗尔斯认为权利和自由优先于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居于最后。在罗尔斯看来，确定不同基本善的优先次序，选择“对基本善的期望”而不是“人们所享有的基本善”能够解决功利主义中人际比较的困难。事实上，权利、机会、自由必须基数化地度量，否则考虑到不同的权重以及与收八和财富进行加总时仍然避免不了人际比较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在确定谁是最少受惠者时，在基本善中先后排除了自由、权力和机会，仅仅考虑收入和财富。因此，最少受惠者就是那些拥有最少收入和财富的人。这无疑是在前进的方向上又后退了一步。
超越功利主义注意到福利的分配，显然是罗尔斯标准的一大进步。但是罗尔斯的福利标准对人的异质性考虑得还不够充分。比如人们在伤残、疾病、年龄或性别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体质特征，两个收入和财富相同的人，在面临这些差异时，其福利期望完全不同，更何况人们在面临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差别以及家庭内部的分配时，其个体异质性的特征更明显。不仅如此，罗尔斯最终简化地用收入和财富衡量福利，这样做使其本质与功利主义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基于正义的福利标准出发于更有价值的多维信息集，但结束于更窄的信息，即收入与财富。单纯聚焦于收入与财富对于衡量生活水准、社会福利不仅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判断，而且还会使我们距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
（三）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的福利观点
诺齐克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起点都是正义。所不同的是，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不平等，任何不平等都应该并且能够通过国家来纠正；但对诺齐克而言，正义则意味着权利，而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自然地，“个人拥有权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国家必须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人们免于暴力、偷窃、欺诈以及强制履行契约等等。诺齐克进一步指出，“国家不可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某些公民援助其他公民，也不可以使用强制手段禁止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我保护”。显然，诺齐克的观点不仅是反功利主义，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福利主义，而且是针对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使得政府对社会福利的任何纠正既不合法又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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