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之方法研究》：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当今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多年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种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什么会有“中国奇迹”的发生？这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正是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造就了“中国奇迹”的发生。然而，制度创新何以发生，有何特点？创新绩效如何评价？各地创新模式是否相同，可否推而广之？诸多问题都需进行研究。专门探讨制度创新问题的制度变迁理论无疑就是一种有力的应对武器。所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浏览有关文献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著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过，在这些研究当中，多数集中于制度变迁理论本身。对于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灵魂的研究方法分析却为数不多，一直处于比较“冷”的局面。为此，本书试图通过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的研究，来获取一些只关注理论本身的那些研究难以发掘的东西。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居于经济学核心的位置。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正是把经济学融为一体的科学和艺术。它的目标是，既要扩展我们的认识，也要使我们的认识更贴近于现实世界。研究方法论并非处于经济学研究基本层次的边缘，而恰恰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埃思里奇，2002）“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经济学家一贯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与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始终没有放弃探索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张华荣，2008）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作为经济学核心的研究方法创新，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比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其使用的总量分析方法视角独特，从而使得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高度，并因此成就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凯恩斯革命”。我们当然应该时刻关注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但这绝对离不开经济学方法上的关注与研究。
其次，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对于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论大到一门学科，还是小到一种理论来说，从其本身发展的过程来看，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从制度变迁理论来讲，其研究方法一方面给既往理论的巩固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新理论的孕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比如，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把制度视为既定不变，在其理论体系中，没有制度分析的位置。这跟其研究方法中把人性假设为完全理性、信息假设为完全信息不无关系。这种人性假设与信息假设本身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度分析的既定化处理。然而，处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人们作出的经济行为不太一样。这就不得不对制度本身加以研究。为弥补这种缺陷，后人引入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全假设对制度加以研究。由此，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开始得以创立。尔后又通过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的引入，不同的制度之间开始有了低效与高效的比较标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具有重要价值。在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中坚持何种视角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可以选择从西方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研究，也可以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研究。但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更有价值。“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是我们观察经济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视角，尤其是它所应用的核心方法——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目的，这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对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过程中，对其科学性和片面性作出正确判断，对于值得肯定的方法要加以借鉴，对于不足之处需要在应用之中注意避免。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复兴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在持续实施，中部崛起业已正式步入经济发展轨道，东部经济发展仍在进一步深化。在当前的改革深化过程中，逐渐暴露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得到解决，经济利益的调整势在必行，社会的和谐化发展是当前改革的导向，各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分析当前经济现实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辨清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免在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带来危害。因此，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和借鉴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中有价值的精华思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在此基础上，应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改革提供指导，才能使改革更有效率地进行，经济更加科学地发展，中国梦更加容易实现。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通览作者搜集到的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专门研究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二，专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三，比较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的研究方法 。本节的综述也按照这样的分类展开。
1.2.1 国内文献综述
第一，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相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国内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不是很多。目前理论界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凡勃伦二分法、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学方法，法学、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以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
在凡勃伦二分法方面，张林（2003，2004）对于凡勃伦二分法做了简要介绍。他认为，所谓二分法就是制度和技术，或者说工具和仪式的对立，它主要体现于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在康芒斯传统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并没有明确体现。
在生物学进化论方面，魏建（2000）认为，生物学在凡勃伦的思想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凡勃伦坚持认为自己的进化论直接来源于达尔文，不同于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后达尔文主义者，强调进化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高级事物与低级事物之分。蒋道红（2002）对旧制度经济学的“习俗—惯例—制度化”变化机制作了生物学进化论方面的阐述。但他只是罗列了具体理论，在生物学进化论如何影响其理论方面的论述不很充分。
在社会学方法方面，薛艳丽（1995）对于社会学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她认为，首先，旧制度经济学主要受到了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思想的影响。帕累托关注非逻辑行动与经济活动制度背景的研究，为旧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形成和批驳传统经济学缺陷提供了路径分析的启迪。这对于凡勃伦的思想影响十分明显。其次，旧制度经济学还受到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影响。他们吸收和借用了社会学的系统论思想和整体主义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探讨社会各个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的部分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薛艳丽指出，这对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研究方法都有所影响。凡勃伦坚决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种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以孤立个人的经济行为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演绎方法。他提倡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康芒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体现了整体主义方法，他将“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或“社会控制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核心，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以及政府法律对于私人企业活动的影响，从而将集体行动的运行规则和统治权贯穿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决策。很明显，薛艳丽的论述也涉及了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问题，不过，她主要是从社会学所应用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对其造成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谈的。
在法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鲁明学（1996）指出，凡勃伦等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本能心理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人类行为习惯及其对社会各种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影响。程恩富和徐惠平（2004）指出，凡勃伦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制度，将制度定义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思维习惯。康芒斯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组织。由于参加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会有双方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决。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化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他的制度经济理论。他们也仅仅是简单指出这一结论而已，但社会心理学和法学方法到底是如何在凡勃伦和康芒斯的理论中应用的，并没有详细说明。而且，这种社会心理学是否属于行为主义，作者认为这还值得探讨。
在方法论整体主义方面，钱萍（2001）则直接从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入手，她认为旧制度经济学注重历史、传统和法律基础，坚持个体行为应从社会规则、习惯、习俗以及个体的社会地位之中演绎出来。因此，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采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角。旧制度经济学是在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论，也就是说将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坚持整体主义的。她认为，这种方法论立足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整体不等于其各个部分相加的总和，对经济系统的研究要注重其发展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基础；其二，整体影响和约束个体的行为和功能，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应从社会的规则、习惯、习俗以及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演绎出来。旧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整体主义并不是表明个体无价值，而是强调社会规则、道德准则以及文化对个体价值和个体理性的要求”。张林（2003）也指出了凡勃伦制度变迁理论使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他认为，凡勃伦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制度变迁的整体性质，这使得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必然采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康芒斯传统是否也沿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他没有提及。胡钧和刘凤义（2003）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的剖析，他们指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基础上，将其系统化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这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实质仍然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在演进理性主义方面，张谊浩和陈柳钦（2004）在论述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时，非常简洁地仅用一句话指出了旧制度经济学凡勃伦制度变迁理论坚持了演进理性主义。但为什么作出如此结论？其演进理性主义的立场在其理论中是如何表现的，则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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