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知研究》: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危机面前,作为经济运行指导思想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备受质疑,克鲁格曼借用一位学者的语言将其形容为“学术建筑大厦崩塌了”,福井县立大学教授服部茂幸教授则毫不客气地宣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对此,阿玛蒂亚·森(2009)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命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在新的理论大厦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从主流经济学之前的理论观点中去寻求认识现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金融海啸呼唤新的理论,但新理论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或和凯恩斯主义相暗合。面对着萧条和衰退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也只好沿用更为传统的治理手法,复古式的经济学由此初见端倪,成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
凯恩斯革命的成败史以及经济总体的经历过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学术探索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凯恩斯经济学曾大行其道,依据其理论而设计的政策建议是政府政策工具箱里的常备工具。凯恩斯经济学高居于庙堂之上,成为“官方经济学”,凯恩斯也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这一时期,谁敢挑战如日中天的凯恩斯理论的权威,谁就被视为荒诞不经,谁就会饱受经济学界的排挤和打压。
斯蒂格利茨认为,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经济学界曾一度达成高度共识,即:市场是无法自我纠错的,或者至少在一段时间跨度上是这样。因为1933年高达25010的失业率就足以证明市场的失灵。但是随后,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放在通货膨胀而非失业的时候,经济学家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能说明市场是稳定且有效的那些模型上了”。而当经济学“重回原有的教条,信奉市场经济会在内部进行自我调节,……凯恩斯经济学被抛弃了”,从此以后,“市场是有效的且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观点再次占据了主流”①。凯恩斯经济学范式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围”。卢卡斯(1980)曾讽刺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十分荒唐,以至于“在科研研讨会上,人们不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回事”。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约翰-H.科克伦说:“自20世纪60年代,学校里任何人都不这么教学生了。他们(凯恩斯主义者的想法)早被证明是错误的,是童话故事。当人们面临压力时,他们就用童年的故事安慰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错的。”(克鲁格曼,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甚至直接宣告凯恩斯主义“已经过时,已经死亡”。20世纪9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甚至已经落魄到了如丧家之犬般的地步,经济学家若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那将无疑是一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依据凯恩斯经济学范式写作的学术论文也根本无法得到主流学术期刊的认可,凯恩斯在各种学术阵地被彻底边缘化,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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