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60年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工业化“奇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摆脱了暗无天日的战争年月，远离了炮火轰鸣。农民们走人田间，工人们走进工厂，为着新中国的明天而奋斗终身。热情似火的劳动场景，现在想来，令人感慨万千。虽然现今绝大多数人不曾亲历，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首首催人奋进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回到当年”。当时人们的单纯与激情，为国家建设奉献青春，使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撼人口号。
“大跃进”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很具典型，是我们在长期积贫积弱的环境下，渴望改变落后现状的激进行为。以至于今天，其主导思维模式，依然对我们的发展道路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的发展模式将会产生一定的惯性，使得纠错的成本越来越大。从当时的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而苏联的工业化则在走上坡路，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东方升起，成为众多国家学习的榜样。新中国刚成立，且携带着红色革命的基因，走上苏联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道路成为必然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当初的工业化大发展，没有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革命胜利的激情和带来的自信，让我们简单地认为，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民众齐心协力进行量的突破来完成。就如上文所言，经济的增长不是目的，只能是一个手段和过程，最终目的则应当是社会的和谐和民众的幸福。当初的我们简单地将钢铁产量、粮食产量等经济指标作为发展的目标，忽略了由此带来的民众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的客观现实，本末倒置。
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是我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成果总体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从经济增长的数字来看，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但是，这个成就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片面追求高速度和不断增加工业投入，使我国的供求关系由原来市场机制参与调节，转变为由国家按计划实行资源配置的“短缺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适应上述这种转变要求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要求过急、转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工作过于粗糙。1957年，针对上述问题，曾经有所调整，但很快就被后来的“大跃进”所淹没了。
1958～1962年是我们所说的“二五”计划时期，这个时期我国急速工业化的弊端凸显出来。从“二五”计划开始，我国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开始拉大。这期间，决策层将15年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又将其降到7年，乃至最后的2～3年。这一时期，我们提出了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但是，凭借当时的生产能力只能完成400万吨。因此，决策层提出了“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方针。
到1958年底，各行各业投人这场运动的人力已近1亿，占全国人口的1／6。各类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达几百万座。由于当时缺乏铁矿石，所以就动员群众将家里的铁锅、铁器拿来炼铁。在锅碗瓢盆投入洪炉之时，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在此同时，人民公社运动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产量无法保证。层层压力下，于是层层虚报，粮食“卫星”由亩产数千斤而至十几万斤。最终结果是，到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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