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大典：制度经济学分册》：
产权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库兹涅茨( Simon Smith Kuznets)将其定义为“向人们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技术。而在有关经济增长的诸多模型中，制度因素一直被看成是增长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模型之外，诺思用建立在产权理论基础上的制度理论来说明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不确定因素也越多。同时，人类认识环境、预测环境的能力和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不确定性却依然存在。人们总是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设计出一些约束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制度，力求减少不确定性。产权规则属于重要的经济制度，无疑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人们设置产权、设计种种产权规则等，都具有对付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克服人类理性不完全的功能。在一般情况下，通过设置或明晰产权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起到稳定而长久的激励作用，从而提高效率（黄少安，2004）。
制度与经济增长。斯密(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扩大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用劳动分工和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在经济绩效中，总有一部分“剩余因素”得不到说明。诺思认为出现解释不了的“剩余因素”的原因，是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因此，制度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李飞，1992）。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中所有解释增长的因素都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以这些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等于是用增长解释增长，不能够洞悉增长的真正原因。对经济增长原因的探悉，必须回到制度因素上来，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不同制度下，劳动分工范围、要素积累水平及技术进步能力会存在不同，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水平。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理，主要表现在：
第一，制度影响劳动分工水平。斯密把劳动分工作为经济增长的源头，并指出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趋于深入，生产率提高。但是市场扩大和分工深入的过程，不能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制度下分工和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不同。许多国家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商业活动，并有相对完善的货币、金融及市场交易制度，这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很容易展开。而另一些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人们间的交易活动只能限制在熟人网络里，无法形成匿名市场，结果分工和交易的范围被大大限制；不同的制度下人们参与分工的收益不同。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分工和交易，是因为分工给他们带来了收益。通过分工和交换，他们发现自己获得的财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第二，制度影响资本投入和积累水平。制度影响资本投入和积累水平，从而持续地影响经济增长。人们投入资本进行生产，是因为对利润的预期。不同的制度下，对财产的保护程度不同，人们关于投资收益的预期不同，因此投资水平和社会产出水平也就不同。要素投入水平的降低，不但会影响到当期产出，而且会由于要素积累水平的降低而持续地影响到经济增长水平。
第三，制度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水平。不同制度下，劳动力的投入水平不同。制度具有激励作用，不同制度对劳动者的激励程度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劳动力投入水平和物质要素的产出水平；不同制度下，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不同。
第四，制度影响生产要素流向。不同制度会导致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边际报酬不同，影响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在同样要素积累水平下，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主要流向生产部门还是非生产性部门，会使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根本差异。制度决定了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制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寻租程度；制度影响人力资本的流向。
第五，制度影响人们解决冲突的方式。在稀缺性的约束下，社会既是一个资源配置的系统，更是一个由稀缺性引发的冲突解决系统。不同的制度规定了人们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否被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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