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队理论（核心是研究合作生产）
企业是队生产所诱致的：根据科斯理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普通的市场拥有更为优越的权利（如命令强制或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来解决问题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企业并不拥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它也不具有命令、强制及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权利，这同任何两个人之间普通的市场合约没有丝毫不同。企业的实质不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而是队对投入的使用。在所有投入的合约安排中，处于集体位置的团体充当合约代理人，统一使用所有投入。企业这种合约形式就是队生产所诱致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
（1）与科斯企业理论比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是沿着科斯开辟的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向探讨问题的。同时他们认为在科斯的分析中没有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偷懒问题，残余权利者的地位，雇员与分合约者地位的区别等。他们将科斯企业理论向前推进，在交易成本和合同分析的框架下建立了企业理论，特别强调了进行团队生产的企业成员的激励问题。
（2）强调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对经济组织的至关重要：计量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促进所有投入者的合作，发挥各自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中的比较优势，提高整个组织的生产率。计量的目的，就是设计出一种计量的机制，使报酬符合投入的生产力。这是效率的源泉。
（3）队生产（即合作生产）的产出，通常会大于分生产之和加上组织约束队生产成员的成本。所谓队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①使用几种类型的资源；②其产品不是每一个参与合作的资源的分产出之和，由一个追加的因素创造了队组织问题；③队生产所使用的所有资源不属于一个人。
（4）①通过监督的专门化减少偷懒：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监督者享有残余权利，且具有修改合约以及在不终止或改变其他投入合约的情况下，给予个别成员激励的权力。这样监督者就获得了一种作为监督者不再偷懒的追加的激励。这些权利在监督者那里结合，能比非集权的合约安排更好地解决队生产中的偷懒信息问题，从而提高组织效率。②通过市场竞争减少偷懒：由于队生产的特点，必定产生“搭便车”问题，队员能将偷懒的成本转嫁给别人，会产生偷懒的激励，使队生产率受到损害。因此，需要找到能使计量费用和观察费用尽可能低的组织方式，使队员产出与闲暇之间可实现的替代率的休息效应接近真实的替代率效应。从原则上讲，市场竞争可以监督一些队生产，一些偷懒者因为恐于被替代，就会增加努力。生产性投入的队将演化成明显的自发的市场——它没有任何集中的、有组织的代理人、队的管理者或老板。新的挑战者偷懒的激励至少仍然和他替代的偷懒激励一样大，因为他所承担的费用仍然低于他应负责的整个队产出的下降。
（5）企业的形成存在两个必要条件：①通过队导向的生产可能提高生产率，他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在直接衡量合作性投入的边际产品时是有费用的，它使得合作性投入之间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换更难对偷懒予以限制；②通过观察或确定投入的行为来估计边际生产率是经济的。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同时存在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约组织。
（三）威廉姆森的观点
威廉姆森在科斯企业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企业组织产生的影响，强调的是不完全合约情况下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足的成本，来回答同一问题：企业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的，它的界限何在？
1.行为性假定
威廉姆森认为，实际的人都是契约人，他们无不处于交易中，并用明的或暗的合同来治理他们的交易。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而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有限理性的定义：按西蒙的定义，有限理性指的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有限理性的重要性在于：①设计或制定合同的事前成本可能是很高的。它表明人们对交易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每种偶然事件进行考虑和订约是有代价的，以致人们无法在合同中为各种偶然事件确定对策，或者许多偶然事件根本就无法预测，也无法在合同中列出。②事先没有考虑到的偶然事件会增加事后成本，因为当这些事件出现时就需要重新进行谈判和缔约。③管理成本等增加。由于预料到一定会有某些偶然事件事前没有想到，所以交易各方可能在初始合同中订立如何“善后”的具体措施。
在有限理性假定下，在可行的范围内所有合同现在都成了不完全的了。因而，合同事后的一面便有了特别的经济重要性。研究便于填补有关事前合同的缺陷和解决争端的结构，从而也就成为经济组织的问题的一部分了。
机会主义定义的是人们以不诚实的或者说欺骗的方式追求自利的行为。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使用的道德危险和代理成本概念，实际含义与机会主义相同。机会主义与自利不同。自利者虽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他却永远不会食言或有意歪曲他掌握的信息。相反，在有可能增加自己利益的时候，一个机会主义者却会违背任何诫条。例如，他会不守信用，有意发出对人误导的信息，或者是拒绝向别人透露他持有的而别的需要的人却缺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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