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政府工业偏好及其政策倾斜为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优惠政策泛滥。从1983年到1996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646亿增长到33835亿，实现约11.8倍的增长。而税收收入却仅从1086亿增长到3882亿，只实现了2.6倍的增长。虽然后来中央政府通过征收集权度的提高实现了税收的恢复性高增长，但以所谓财政奖励的方式对工业项目给予优惠仍然是各地的普遍现象。二是地方政府在土地与基础设施方面给予工业企业的支持。有些地方政府除了免费给企业提供土地以外，甚至还通过所谓“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的方式倒贴“基础设施”。三是不少地方政府对外企劳动力成本的补贴甚至达到了违法违规的程度。据2012年4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吸引富士康落地成都的谈判中，除了给予土地、税收、免费宿舍、免费班车等优惠政策外，四川省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为了完成富士康提出的招工指标，政府不得不将其在各级政府层层下放，最终落实到具体某个公务员身上。由于未完成任务，一些基层公务员不得不到富士康“顶班”工作几个月的时间。
（四）简要的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工业偏好对产业结构和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机制。通过对政府工业偏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们发现，中央政府的经济赶超意识及其通过垂直行政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政府体系强大经济干预能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结合，是90年代以来中国能抓住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实现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前提。随着政府优惠政策作用的逐步释放，中国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并成为经常项目顺差呈现长期攀升趋势的重要基础。协整分析结果则显示，“1983-2010年期间，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经常项目余额、工业部门相对税负水平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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