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星座
就国内制度建设而言，国外制度的话语可以从“开放形式”中获得（因为它显然不满足确定的目标）。然而，话语参与者可能仍然与之前非对称资源的政治结构和参与者之前的选择有关联。换言之，以前的权力地位会影响对涉及国外模式的话语解释权的选择。
如果转移过程开始于利益集团或政治企业家这一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在政治进程中的权力应该是一个成功模式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关于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研究（Mekel，1997），以及对东欧后共产主义转移过程的研究（Ofie，1997），都通过强调精英的作用来支持这个命题。fart通过观察，在他关于国际市场压力下体制调整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推断，“变化发生在一定的国家社会条件下，受到主要的社会集团之间潜在权力分配的制约”（Han，1992）。但是，由于精英们既不直接也不作为群体来认同模仿的必要性，利益形成过程也必须被考虑在内。在不同利益获得理解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如政治专家，虽然只享有有限的权力，却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无疑会不断变大，因为初步决策分析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独立顾问，而不仅仅在私营部门（Micklcthwait and Wooh‘idge，1996），也出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Strange，1996；Blomert，2001）。此外，如果一个制度所承诺的生产力和实际生产力之间存在差距，弱的行为者将传播更多的权力。完全符合逻辑的是，媒体在传播制度转移建议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它们的行动者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追求自己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实践转移到另外的国家，要受到它们之间权力平衡的深远影响。较弱的国家往往更愿意向一个强国学习，反之则不是。较强国家的显著成功并不是唯一令它更具吸引力的因素，它的核心行动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资源，并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激励以促进其他国家采用这些制度。这些资源可能包括其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这可能是基于地理战略动机（如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对抗），或者出于对另一国家内反对派可能获得战略优势的担心（一个极端的例子——“重新统一”——见Iehmbruch，1994）。
然而，仅凭权力是不够的。使用强权会滋生怨恨和抵抗。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通过整合其他各方的利益来强化自身利益，这样将更有利于模式的转化。
（二）竞争作为结构和话语的目标
如果一个制度转移的建议被描述成能在竞争状态下幸存的一个必要措施，将更有说服力。这使我们回到“一个最优路径”的争论。与之相反，转移的成功似乎并不取决于竞争是否真的存在，而取决于危机被看作竞争环境产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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