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后读《盐铁论》
——《盐铁论》导读
一、时代背景
读《盐铁论》，就得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汉武帝（前一五六年至前八十七年）在位时，积极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禅又虚耗了一大笔经费，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增加收入，内容大抵如下：
政 策 负 责 人 推 行 年 份
号召募捐 众官员 公元前一二○年
算缗钱（财产税） 众官员 公元前一一九年
盐铁专卖 孔仅、东郭咸阳 公元前一一八年
告缗钱（告发瞒税） 杨可 公元前一一七年
平准、均输（物流统管） 桑弘羊 公元前一一五年
汉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一一七至前一一三）推行“告缗令”，鼓励百姓主动告发“瞒税”的商人，告发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产，这造成争相告密的风潮。由于没有合理的财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动力。政府没收以亿计的物资，又没收奴婢成千上万，每县没收的田地以百顷计。此后，汉武帝又推行专卖政策，以解决国家用度不足的困难，这导致工商时代从此委顿，资本主义也被消灭于萌芽之中。
据《史记?平准书》所记，其时“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商人大多破产，人民也生活不了，唯有靠偷窃为生。同时，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泽纳入国家体制中，限制民间自行开发，严重冲击人民的生计。许多人不能再从事相关产业，令社会经济严重收缩。当时朝廷举行了盐铁会议，当中的民间学者指出平准、均输推行后，有官员利用权力强迫人民收买货物，使之成了扰民之法，此与原来的设计相违背，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后来汉昭帝（前九四至前七四）继位，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遂出现了新经济政策存废的激烈争论。
二、中西学说 殊途同归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概可分为两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Neo至liberalism），他们主张市场力量主导社会发展，国家应减少经济干预行为，让市场自主发展，而国家只须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当经济不景气时，他们主张通过减税等措施来刺激消费，而非利用国家机器来干预经济。另一派是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主张以政府行为带动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两个学派在战后数十年来，主导了欧美日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应在国家严密监管下进行，他们认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是阶级矛盾的根源，故应当消除。上述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当经济学一旦落实到现实之中，那就不再是学术的讨论，而是涉及国民福祉的实际问题。故此，为政者在制定经济政策之时，不得不小心谨慎，须以民为先，而非以既得利益者或在位者的喜好为依归。
当代经济学人，言必称欧美，只因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绝不乏伟大的经济思想学家及传世著作，而《盐铁论》可谓当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汉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最发达、最旺盛的时代，当时学风开放，百家争鸣，思想多元，名家辈出，造就了许多伟大的学人学说，而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司马迁（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前八十六）。百年多前，西风东渐，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国势日衰，我国不少学人欲以经济救国，他们图从古书上找出历史根据，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弱于人，而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与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早就认识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之重要性，他们指出司马迁有不少见解与西方古典经济派学人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二）》说：“中国古代在西汉中叶形成了两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平均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 桑弘羊（前一五二？至前八十）是前者的代表，司马迁就是后者的代表，盐铁会议的民间学者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近年，西方学术界也认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学说足可与古典经济学之父阿当?史密（Adam Smith, 1723至1790）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并论。几篇学术论文在西方极具分量的学术期刊发表后 ，引起中外学人的激烈讨论，可见司马迁启发性之大，竟令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获益良多。
三、学术思想 多元并存
《盐铁论》是我们了解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一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虑，大肆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背离人民，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自由主义，他们追忆文帝的无为而治，认为政府应减少管制以及干预行为，反对官营工商业，提倡国家应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强调不应与民争利，以此讥讽当朝的干预主义。不同之处是，司马迁是以黄老思想为本，而贤良与文学则是典型的儒家信徒。虽然如此，在讨论中，贤良与文学仍不时流露出缅怀汉代初年无为而治政策的痕迹，欲借此建构心中理想的经济模式，从而批评汉武帝以及当代（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十一〕）的经济政策，其言论显示他们绝不妥协于建制的文人风骨。难得的是，即使他们大力抨击国家政策，但朝廷在盐铁会议后，拜他们为“大夫”，足见其胸襟，是真心缔造真正的“和谐社会”。虽然双方言辞激烈，半步不让，但颇有“和而不同”之气氛，绝非像今天那些“同而不和”，只懂拍掌的官式会议，知识分子也不是用来装饰的摆设，如此开明的论政风气，容许士人在公开场合大胆非议朝政，事后亦没秋后算账，也非“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这是两千年来鲜见的，足以使后世的独裁者汗颜。
若说司马迁是代表战国以来的黄老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本书的贤良文学代表的就是新兴的士人阶层。一共有六十余人参加会议，这些“文学”是地方选拔上来的书生，而“贤良”则是在京辅选拔出来的读书人。从本书所见，这些知识分子不时引用道家、儒家、阴阳家之言来反驳政府高层代表，这反映了在汉武帝独尊儒学不久，学人仍受上一世代的教育 （黄老主导，却百家争鸣的汉初）影响，学术思想仍未走向一元化。从他们的言论可见，其思想既有道家哲学成分，也有儒家特色，绝非后世不少学人般，只懂跟着国家的“主旋律”走，为政府推销意识形态，只懂得作“人肉录音机”，缺乏学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简言之，《盐铁论》一书，为春秋战国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国家主义经济思想两大流派作了深刻的总结，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的宝贵材料。
四、错推政策 民不聊生
新经济政策推出以来，民多疾苦，百姓对盐、铁、酒专卖感到厌恶。政府一改汉初容许民间自由买卖的做法，改为“民制官卖”的经营模式，其时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制盐工具，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及出售，而私铸铁器煮盐的人则会受到严刑惩罚。此外，铁器全由政府垄断，由采矿、冶炼、制作到销售，都由官员一手包办，中央由财政大臣（大司农）直接统领，地方则设置盐官、铁官，再于无矿山的县内设小铁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国盐铁事务。盐铁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弹性极低，官营以后，供应减少势必使价格上升，这等于增加了间接税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
当时人民对平准、均输、告缗等政策多有不满，政府希望多听他们的意见，以作检讨。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下旨，召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征询他们的意见。是次会议实由大将军霍光（前一三○？至前六十八）在背后推动，命丞相田千秋（？至前七十七）主持“经济会议”，由贤良文学为一方，对汉武帝留下的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政府代表，重点讨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也旁及国家的发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与霸道的取舍、礼治与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评价等重大议题。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应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与孔仅、东郭咸阳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后获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经济政策中的推手，由此可见两千年前，时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语）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像改革开放前的内地学者般，轻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视为法家信徒。从书中可见，大夫等人一时引用法家，一时征引儒学经典，一时采用道家之言来支持己说，但同时又批评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为人顽固，不识时务，又不同意儒生所强调的今不如昔。由此可见，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桑弘羊等人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出发，力主干预行为有助增加国家收入，以支持军事扩张，大兴土木，以壮国势，主张“大政府，小市场”。他们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坚持应先国家而后个人，桑弘羊更指出基层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与政府完全无关，又认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经地义的，把贫富悬殊的现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认为身无长物的贤良文学，连父母也供养不起，没有资格讨论国家大事。其实，这类人在现代社会仍大有人在，他们以国家强大为荣，盲目追求GDP，更认为必要时可牺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国家的繁荣，厌恶基层人民，无视民为天下之本之理，背离人民，忽视个体的重要性。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借用了当时积极反对干预行为的官员卜式之言，以“亨（烹）弘羊，天乃雨。”为全文总结，他又在《史记?货殖列传》（页3253）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宋叙五老师解释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干预与自由经济概念，而在司马迁等自由主义者眼中，不管干预政策为国家带来多少财政收益，都是不义之举，因为它使天怒人怨，司马迁甚至想把桑弘羊杀之而后快。尽管司马迁对桑弘羊等人口诛笔伐，但从书中所见，政府代表不时引用司马迁的文字来支持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所以说研读《盐铁论》是了解西汉诸家经济思想的重要途径。
在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国家官员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就是与民争利，直接打坏了老百姓的饭碗，影响人民生活，是极不合理的，故必须加以痛斥。长远而言，这亦使中国的工商业受到抑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中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着的迹象可寻。” 本来中国的商业发展形势大好，但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
贤良文学不像司马迁般鼓励奢侈消费，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黄老信徒，而是主张“躬亲节俭，率以敦朴”，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传统儒生，深受汉初以来黄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国家官员从事经济活动虽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国家的扩张，但此举最终难免出现官员舞弊或以权谋私的情况，导致政策变质，物价飞涨，把人民推向无底的深渊。即使像平准、均输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之时，官员也往往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终使良方变为恶法。至于盐铁专卖的主事官员，更经常动用公权力，强迫人民以超出合理价格的价钱买卖；此外，官制铁具质量低下，不利农民耕作，影响他们的生计。有趣的是，当贤良文学指斥新法例极之扰民时，桑弘羊等人没有加以否认，只强调政策的好处。他们又把贪污腐化归咎于基层官员质素低下，并认为与政府高层无关。他们更认为贪婪是人类的本性，慨叹基层官员的道德水平不足。
五、鸡蛋高墙 字字铿锵
本书以台湾三民书局本子为底本，《盐铁论》的前部分，即从卷一的〈本议第一〉到卷七的〈取下第四十一〉，是盐铁会议的对话记录，主要讨论社会经济问题；而后部分，即由卷七的〈击之第四十二〉到卷十〈大论第五十九〉，则是会议后贤良文学拜别桑弘羊之时，对于应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辩论。民间的知识分子主张用和亲、教化、德治来解决边境冲突，而桑弘羊等则指他们过于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认为实行霸道，积极扩张才是硬道理。这十分值得“讲霸道而不讲王道”，认为“强权即公理”的现代人反思反省。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大举用兵中东，竟致身陷泥沼之中，难以抽身，直接拖垮了国家财政，无法自拔。当年，汉武帝为了用兵匈奴，强推新经济政策，令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轮台罪己诏》中武帝说：“是重困老弱孤独”），这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演？讽刺的是，桑弘羊在会议后一年，因权斗而被政敌大将军霍光杀死，唯新经济政策并没因人亡而政息，此与历史上多数改革不同，它在汉元帝（前七十四至前三十三）时暂停了三年，便旋即恢复，终西汉一朝也没废除，更成为历代的传统。
这两场辩论被人用文字记录留传了下来，在汉宣帝（前九十一至前四十九）时，桓宽（生卒年不详，《汉书》记他在汉昭帝时，官拜卢江太守丞）做了全面的整理。桓宽本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级官吏，但他没有唯唯诺诺地奉承国家。他一方面忠实地记载了官民两派激烈的辩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同时又本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撰写此书，可见他要借此表达一己之见，非纯粹的文字整理。桓氏的立场明显倾向了贤良文学等反建制的一方，文字中处处显露同情之意，又故意描绘政府代表的丑态，并多次描写大夫等人被迫得默然不语。限于篇幅，本书选取了前七卷，后三卷要义多与前同，故暂且删去。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桓宽在结语卷十〈杂论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浅，不讲仁义，与他所认识的大道有所不同。他为各篇章起标题时，偏向了文学一方，其中一篇为“禁耕”，内容本是讨论专卖政策的利弊，而“禁耕”一词的“禁”是损害之意，即他认为专卖政策损害了农业发展，而汉代人普遍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可见他借用标题来阐述个人的观点，而书中许多章节，大多有这样的取向。这大概是作者对鸡蛋的一种表态。
总言之，本书是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必读的经典，也是让今人反思的一面镜子。
两千年后读《盐铁论》 赵善轩
——《盐铁论》导读
一、时代背景
读《盐铁论》，就得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汉武帝（前一五六年至前八十七年）在位时，积极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禅又虚耗了一大笔经费，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增加收入，内容大抵如下：
政 策 负 责 人 推 行 年 份
号召募捐 众官员 公元前一二○年
算缗钱（财产税） 众官员 公元前一一九年
盐铁专卖 孔仅、东郭咸阳 公元前一一八年
告缗钱（告发瞒税） 杨可 公元前一一七年
平准、均输（物流统管） 桑弘羊 公元前一一五年
汉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一一七至前一一三）推行“告缗令”，鼓励百姓主动告发“瞒税”的商人，告发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产，这造成争相告密的风潮。由于没有合理的财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动力。政府没收以亿计的物资，又没收奴婢成千上万，每县没收的田地以百顷计。此后，汉武帝又推行专卖政策，以解决国家用度不足的困难，这导致工商时代从此委顿，资本主义也被消灭于萌芽之中。
据《史记?平准书》所记，其时“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商人大多破产，人民也生活不了，唯有靠偷窃为生。同时，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泽纳入国家体制中，限制民间自行开发，严重冲击人民的生计。许多人不能再从事相关产业，令社会经济严重收缩。当时朝廷举行了盐铁会议，当中的民间学者指出平准、均输推行后，有官员利用权力强迫人民收买货物，使之成了扰民之法，此与原来的设计相违背，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后来汉昭帝（前九四至前七四）继位，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遂出现了新经济政策存废的激烈争论。
二、中西学说 殊途同归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概可分为两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Neo至liberalism），他们主张市场力量主导社会发展，国家应减少经济干预行为，让市场自主发展，而国家只须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当经济不景气时，他们主张通过减税等措施来刺激消费，而非利用国家机器来干预经济。另一派是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主张以政府行为带动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两个学派在战后数十年来，主导了欧美日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应在国家严密监管下进行，他们认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是阶级矛盾的根源，故应当消除。上述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当经济学一旦落实到现实之中，那就不再是学术的讨论，而是涉及国民福祉的实际问题。故此，为政者在制定经济政策之时，不得不小心谨慎，须以民为先，而非以既得利益者或在位者的喜好为依归。
当代经济学人，言必称欧美，只因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绝不乏伟大的经济思想学家及传世著作，而《盐铁论》可谓当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汉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最发达、最旺盛的时代，当时学风开放，百家争鸣，思想多元，名家辈出，造就了许多伟大的学人学说，而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司马迁（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前八十六）。百年多前，西风东渐，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国势日衰，我国不少学人欲以经济救国，他们图从古书上找出历史根据，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弱于人，而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与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早就认识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之重要性，他们指出司马迁有不少见解与西方古典经济派学人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二）》说：“中国古代在西汉中叶形成了两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平均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 桑弘羊（前一五二？至前八十）是前者的代表，司马迁就是后者的代表，盐铁会议的民间学者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近年，西方学术界也认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学说足可与古典经济学之父阿当?史密（Adam Smith, 1723至1790）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并论。几篇学术论文在西方极具分量的学术期刊发表后 ，引起中外学人的激烈讨论，可见司马迁启发性之大，竟令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获益良多。
三、学术思想 多元并存
《盐铁论》是我们了解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一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虑，大肆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背离人民，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自由主义，他们追忆文帝的无为而治，认为政府应减少管制以及干预行为，反对官营工商业，提倡国家应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强调不应与民争利，以此讥讽当朝的干预主义。不同之处是，司马迁是以黄老思想为本，而贤良与文学则是典型的儒家信徒。虽然如此，在讨论中，贤良与文学仍不时流露出缅怀汉代初年无为而治政策的痕迹，欲借此建构心中理想的经济模式，从而批评汉武帝以及当代（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十一〕）的经济政策，其言论显示他们绝不妥协于建制的文人风骨。难得的是，即使他们大力抨击国家政策，但朝廷在盐铁会议后，拜他们为“大夫”，足见其胸襟，是真心缔造真正的“和谐社会”。虽然双方言辞激烈，半步不让，但颇有“和而不同”之气氛，绝非像今天那些“同而不和”，只懂拍掌的官式会议，知识分子也不是用来装饰的摆设，如此开明的论政风气，容许士人在公开场合大胆非议朝政，事后亦没秋后算账，也非“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这是两千年来鲜见的，足以使后世的独裁者汗颜。
若说司马迁是代表战国以来的黄老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本书的贤良文学代表的就是新兴的士人阶层。一共有六十余人参加会议，这些“文学”是地方选拔上来的书生，而“贤良”则是在京辅选拔出来的读书人。从本书所见，这些知识分子不时引用道家、儒家、阴阳家之言来反驳政府高层代表，这反映了在汉武帝独尊儒学不久，学人仍受上一世代的教育 （黄老主导，却百家争鸣的汉初）影响，学术思想仍未走向一元化。从他们的言论可见，其思想既有道家哲学成分，也有儒家特色，绝非后世不少学人般，只懂跟着国家的“主旋律”走，为政府推销意识形态，只懂得作“人肉录音机”，缺乏学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简言之，《盐铁论》一书，为春秋战国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国家主义经济思想两大流派作了深刻的总结，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的宝贵材料。
四、错推政策 民不聊生
新经济政策推出以来，民多疾苦，百姓对盐、铁、酒专卖感到厌恶。政府一改汉初容许民间自由买卖的做法，改为“民制官卖”的经营模式，其时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制盐工具，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及出售，而私铸铁器煮盐的人则会受到严刑惩罚。此外，铁器全由政府垄断，由采矿、冶炼、制作到销售，都由官员一手包办，中央由财政大臣（大司农）直接统领，地方则设置盐官、铁官，再于无矿山的县内设小铁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国盐铁事务。盐铁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弹性极低，官营以后，供应减少势必使价格上升，这等于增加了间接税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
当时人民对平准、均输、告缗等政策多有不满，政府希望多听他们的意见，以作检讨。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下旨，召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征询他们的意见。是次会议实由大将军霍光（前一三○？至前六十八）在背后推动，命丞相田千秋（？至前七十七）主持“经济会议”，由贤良文学为一方，对汉武帝留下的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政府代表，重点讨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也旁及国家的发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与霸道的取舍、礼治与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评价等重大议题。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应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与孔仅、东郭咸阳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后获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经济政策中的推手，由此可见两千年前，时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语）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像改革开放前的内地学者般，轻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视为法家信徒。从书中可见，大夫等人一时引用法家，一时征引儒学经典，一时采用道家之言来支持己说，但同时又批评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为人顽固，不识时务，又不同意儒生所强调的今不如昔。由此可见，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桑弘羊等人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出发，力主干预行为有助增加国家收入，以支持军事扩张，大兴土木，以壮国势，主张“大政府，小市场”。他们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坚持应先国家而后个人，桑弘羊更指出基层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与政府完全无关，又认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经地义的，把贫富悬殊的现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认为身无长物的贤良文学，连父母也供养不起，没有资格讨论国家大事。其实，这类人在现代社会仍大有人在，他们以国家强大为荣，盲目追求GDP，更认为必要时可牺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国家的繁荣，厌恶基层人民，无视民为天下之本之理，背离人民，忽视个体的重要性。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借用了当时积极反对干预行为的官员卜式之言，以“亨（烹）弘羊，天乃雨。”为全文总结，他又在《史记?货殖列传》（页3253）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宋叙五老师解释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干预与自由经济概念，而在司马迁等自由主义者眼中，不管干预政策为国家带来多少财政收益，都是不义之举，因为它使天怒人怨，司马迁甚至想把桑弘羊杀之而后快。尽管司马迁对桑弘羊等人口诛笔伐，但从书中所见，政府代表不时引用司马迁的文字来支持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所以说研读《盐铁论》是了解西汉诸家经济思想的重要途径。
在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国家官员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就是与民争利，直接打坏了老百姓的饭碗，影响人民生活，是极不合理的，故必须加以痛斥。长远而言，这亦使中国的工商业受到抑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中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着的迹象可寻。” 本来中国的商业发展形势大好，但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言：“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
贤良文学不像司马迁般鼓励奢侈消费，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黄老信徒，而是主张“躬亲节俭，率以敦朴”，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传统儒生，深受汉初以来黄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国家官员从事经济活动虽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国家的扩张，但此举最终难免出现官员舞弊或以权谋私的情况，导致政策变质，物价飞涨，把人民推向无底的深渊。即使像平准、均输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之时，官员也往往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终使良方变为恶法。至于盐铁专卖的主事官员，更经常动用公权力，强迫人民以超出合理价格的价钱买卖；此外，官制铁具质量低下，不利农民耕作，影响他们的生计。有趣的是，当贤良文学指斥新法例极之扰民时，桑弘羊等人没有加以否认，只强调政策的好处。他们又把贪污腐化归咎于基层官员质素低下，并认为与政府高层无关。他们更认为贪婪是人类的本性，慨叹基层官员的道德水平不足。
五、鸡蛋高墙 字字铿锵
本书以台湾三民书局本子为底本，《盐铁论》的前部分，即从卷一的〈本议第一〉到卷七的〈取下第四十一〉，是盐铁会议的对话记录，主要讨论社会经济问题；而后部分，即由卷七的〈击之第四十二〉到卷十〈大论第五十九〉，则是会议后贤良文学拜别桑弘羊之时，对于应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辩论。民间的知识分子主张用和亲、教化、德治来解决边境冲突，而桑弘羊等则指他们过于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认为实行霸道，积极扩张才是硬道理。这十分值得“讲霸道而不讲王道”，认为“强权即公理”的现代人反思反省。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大举用兵中东，竟致身陷泥沼之中，难以抽身，直接拖垮了国家财政，无法自拔。当年，汉武帝为了用兵匈奴，强推新经济政策，令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轮台罪己诏》中武帝说：“是重困老弱孤独”），这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演？讽刺的是，桑弘羊在会议后一年，因权斗而被政敌大将军霍光杀死，唯新经济政策并没因人亡而政息，此与历史上多数改革不同，它在汉元帝（前七十四至前三十三）时暂停了三年，便旋即恢复，终西汉一朝也没废除，更成为历代的传统。
这两场辩论被人用文字记录留传了下来，在汉宣帝（前九十一至前四十九）时，桓宽（生卒年不详，《汉书》记他在汉昭帝时，官拜卢江太守丞）做了全面的整理。桓宽本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级官吏，但他没有唯唯诺诺地奉承国家。他一方面忠实地记载了官民两派激烈的辩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同时又本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撰写此书，可见他要借此表达一己之见，非纯粹的文字整理。桓氏的立场明显倾向了贤良文学等反建制的一方，文字中处处显露同情之意，又故意描绘政府代表的丑态，并多次描写大夫等人被迫得默然不语。限于篇幅，本书选取了前七卷，后三卷要义多与前同，故暂且删去。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桓宽在结语卷十〈杂论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浅，不讲仁义，与他所认识的大道有所不同。他为各篇章起标题时，偏向了文学一方，其中一篇为“禁耕”，内容本是讨论专卖政策的利弊，而“禁耕”一词的“禁”是损害之意，即他认为专卖政策损害了农业发展，而汉代人普遍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可见他借用标题来阐述个人的观点，而书中许多章节，大多有这样的取向。这大概是作者对鸡蛋的一种表态。
总言之，本书是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必读的经典，也是让今人反思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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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