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身非常强调信仰的重要性。如《胜鬘经》中分列三种可以正确理解大乘道之义理的人,一是“自成就甚深法智”,二是“成就随顺法智”,三是“于诸深法不自了知,仰惟世尊,非我境界,唯佛所知”。没有成就智慧同时又不“仰惟世尊”,那么必然会“于诸甚深法坚着、妄说,违背正法”。
佛教中的“甚深法”,如《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乘道”、“唯一实相”等,二乘之人都很难相信,佛陀只好强调“信”的重要——信佛已经“自证无上道”、信佛“不欺诳”等,只有这样,佛才能对其说“实相印”。再如,“如来藏”也是一种“甚深法”,《央掘魔罗经》说:“肉眼愚夫声闻缘觉,信佛经说有如来藏,云何能见佛境界性。声闻缘觉尚由他信,云何生盲凡夫而能自知不从他?”
盲目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掌握佛陀所有教法与思想的狂妄,其实是忽略人的生存有限性的一种幻觉。我们应该注意到,慈航法师强调对于佛陀智慧与教法的坚定信仰,以此为基准,相信佛教是一个有序、有机的整体,一些理论看似矛盾或有冲突,但相信这是佛陀为不同根基众生所设不同法门,一些理论极其深奥,那么“仰惟世尊”,不敢私心臆测。应该说,这不仅合乎佛教义理自身认知的规律,同时也是追求佛教真实智慧所必须要具有的一种态度。
(2)慈航法师“整体佛教观”中蕴含有对于隋唐佛教优良传统的忠实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学者基本完成了对于外来佛教思想的吸收、容纳、创造工作。这一时期为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其兴盛状况空前绝后。隋唐佛教,一方面是翻译佛典的最高潮,又是自创佛学系统的最盛期。汤用彤将这一时期的佛教概括为四个特点:统一性、国际性、系统性、自主性。谈及“系统性”,汤用彤认为,印度佛教理论,本来有派别的不同,而其传到中国的经典,到唐代已甚多。其中理论亦复各异。为着要整理这些复杂不同的理论,唐代的佛学大师乃用判教的方法。这种办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别、互异的经典,得到系统的组织,各给一个相当地位。①从隋唐时期开始,中国佛教形成了“整体”观念,即将印度传来的理论各异、派别不同的经典、理论组织成为条理清晰、系统完整、层次分明的一个整体。这应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
慈航法师“整体佛教观”中蕴含有对于隋唐佛教这一优良传统的忠实继承。在一些具体思想上,例如慈航法师判般若、瑜伽二宗相成而非相离,唐代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也曾说过:
后代论师为时浇慧薄,闻空谓断因果,闻有谓隔真空,是以清辩破违空之有,令荡尽归空,方显即空之有,因果不失;护法等破灭有之空,令因果确立,方显即有之空,真性不隐。此二士各破一边共显中道,此乃相成非相破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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