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业转移与地区均衡
产业转移的理论构建主要从国家层面研究较多，对一国之内的区域层次产业转移研究比较少。国外早期产业转移理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为视角展开。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产业转移理论、刘易斯的要素转移理论、弗农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产业转移理论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概念等，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模式。
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等（梁绮译，2005）构建了一个多产业多地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产业扩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模型以国家为单位，因此，存在劳动力不可自由流动的假设。在我国，尽管受到户籍等条件限制，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越来越低。因此在放松劳动力不可自由流动假设之后，依然可以得出“地区之间工资差距缩小”的结论，但却限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相应的产业转移进程可能比较缓慢，甚至没有发生。邹旋（2009）借用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①论证了产业在空间转移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做了实证分析，研究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顺序和要素流动效应等。杨俊生（2010）根据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阶段差异、能力结构差异以及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于能力结构的产业转移路径。相比较国外学者侧重关注产业转移与地区发展之间理论模型，我国学者则更多关注于产业转移的模式、动因、效应以及与之相关的对策分析等内容（如陈建军，2002）。在国内的研究中，政府推动被作为产业发挥均衡效应的重要外生力量。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基于上述理论，如夏禹龙等（1982）、周起业（1989）技术转移的梯度和“反梯度”理论，石奇（2004）基于市场集成对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进行了解释。由于产业外移会影响产业转出地GDP规模、税收和就业等问题，因此中央政府、不同地区（主要为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地方政府对待产业转移的态度差异很大。严双建（2007）、周文良（2008）、程必定（2009）和李金（2010）等都对产业转移中的政府行为作出了研究。一方面，转出地政府（往往为东部地区）会采取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导致企业暂缓或放弃转移，有的甚至还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产业转移“粘性”的发生；另一方面，转入地政府（往往为中、西部地区）通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优惠政策等鼓励和吸引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相互竞争。
不同的政府行为导致产业转移对地区均衡的不同效应。魏后凯（2003）从竞争力角度研究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并认为产业转移会对企业、转入区和转出区的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陈刚等（2001）将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的影响归结为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优势升级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竞争引致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等。吴汉贤和邝国良（2010）对广东产业转移的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有利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整合地区资源，扩大市场份额；拉动东西两翼和山区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产业集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技术溢出效应与建立创新体系。但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存在产业空心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四）产业保护与经济安全
对于我国产业安全现状的研究，一是对我国产业安全问题作总体评价。大多数的研究从全球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人手，认为当前我国的产业安全问题严峻。其原因在于：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过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由品牌控制，外资投向偏好导致区域发展和产业结构失衡，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等（李成强，2008）。二是对个别产业安全进行评估。例如，何维达等（2002）建立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安全状况，并认为这三大产业处于基本安全状态；杨公仆等（2000）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安全进行研究，认为需要从产业发展和产业保护入手，提高汽车产业竞争力，实现汽车产业安全。
一般认为，政府主导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进行保护，从而确保产业安全。李斯特是著名的产业保护的倡导者，他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旨在对那些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实施“有效保护”。产业保护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保护是手段，安全是目的。冷战之后，政府进行产业保护的目的不再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保护。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