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5年底，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从粉碎“四人帮”的1978年10月开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就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以邓案是“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为由，没有表示支持。老同志们没有放弃努力，陈云、叶剑英、王震、李先念等轮番做工作，邓小平也给党中央写了亲笔信。面对党内外的强大舆论和压力，1977年5月，华国锋终于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复出后立即着手抓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整顿军队，发展对外关系。很多措施极富远见。
邓小平的复出使得中央高层不同思想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一方面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继续强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诚然，政治报告对国民经济的强调并不弱，但是这一目标被胶着在一连串的政治限制中。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年岁，中央指示两头都说，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落实，向任何一个方向倾斜都可能意味着犯错误。好不容易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却又在原地徘徊。
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1978年起，中国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高密度出国考察。其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他们看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赴日经济代表团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各层级出访者无不痛心疾首：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寻找出路，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实在堪忧！
冲破“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成为迈出徘徊的当务之急。这一切都归功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胡耀邦为批判“两个凡是”作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977年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就组织了一批党内“笔杆子”，以《理论动态》为阵地，以极大的勇气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这些文章不断被《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一上任就成立了“老干部接谈组”，抓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消息传开后，每天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件每个月多达6麻袋。一阵阵“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风拂面而来，用行动动摇了人们对“两个凡是”的盲目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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