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布莱兹尼茨，乔治亚理工大学萨姆-努恩国际事务学院和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斯隆基金会行业研究学者，著有获奖作品《创新和国家》（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迈克尔·默夫里，乔治亚理工大学萨姆努恩国际事务学院项目协调员。
　　
　　柳卸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日本一桥大学创新研究所客座教授，《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主编。2000年荣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红皇后的奔跑：政府、创新、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将中国比喻为《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不断奔跑的红皇后，并以其不懈、快速的“奔跑”来阐述中国自1978年至今的制度、经济改革与演化过程。作者通过实地调研与大量采访，深入研究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经济重镇北京、上海、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在其调研考察期间，采访了中国发达城市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并记录了这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对于时代变迁和经济巨变的不同观点与感受。相比较于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红皇后的奔跑：政府、创新、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前因后果”，在大历史环境下的这些“前因”（如中国自古以来的地方特色、户籍制度和政治博弈等）虽然看起来是末端小节，但却是中国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掀起波澜的机缘。

　　要为每一个层面上的行动者留有余地，这样，他们才能推进多重目标，以满足多方上级，而不惹恼其中的任何一方。官僚机构中的每一级别，都对其上级和同级的其他的单位负责。每一个级别也都依赖于其他责任群体的行动，并因此受到它们的利益的影响。
　　这种复杂的结构以两种方式灌输了结构的不确定性。第一，任何行动或政策执行必须使多个上级满意，而他们常常会有立场冲突并有不同的偏好。第二，涉及的实体不可能预知它们所采取的特定行动，是否会被任何一个或所有的政府机构认可。这些机构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将特定行动视作管辖范围内的违规。结果，经济实体避免采取长期高风险的行动，而更喜欢那些能带来直接、有保证的和有积极物质结果的行动。这样的结果被当成正确解读政策的可见证据。该结构的另一个相关结果，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即实质上所有中国的高新技术公司都在寻求Adam Segal（2003）所谓的“政府婆婆”。其途径是成为国家机构（部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高校或者是研究机构）的附属。
　　导致结构不确定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第三个特点，是存在于复杂的政府机构中权力的分配。现代中国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及其互惠的关系网络，而不取决于特定的单位或官职。因为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实际权力触及不到的地方运转，行为者仅依靠正式官职或者与国家组织的联系，并非万事俱备。在中国，决定权力的拥有和使用的两个因素是：任何政治单位里实际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常讲的“关系”。
　　中国所有的组织中都存在一个平行的权力结构。在毛泽东时代，在任何单位，党委书记拥有最高权力，发号施令，对正式的管理者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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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英文缩写对照表
引言：我自己的发明
第一章 被躲过的白骑士：中国为推动发展而实行的经济改革和创新
第二章 奔跑的规则：中国创新体制的政治问题
第三章 北京
第四章 上海
第五章 深圳和珠江三角洲
结论：奔跑的意义——中国与全球化生产的新局面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