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100年（1914至今）》全面追溯自一战以来的海战与潜艇史、解密近100年深海沉浮的夺命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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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海战史爱好者和模型爱好者提供有关世界各国潜艇权威且详尽的指南信息。

  从1914年8月起，潜艇作为一种主要战略性武器装备，便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显现出它独特的威力。在取得一系列早期的巨大成功后，潜艇更是迫使各交战国开始重新审视海上战争的作战方式。
　　可以说就在diyi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海上战争的基础便永远改变了。1914年9月5日，英国皇家海军轻巡洋舰“探路者”号（HMS Pathfinder）被德国海军U-21号潜艇击沉，从而成为德国潜艇运动战中鱼雷攻击的首个牺牲品。不久后的9月22日，从哈维奇港基地启航的3艘英国皇家海军万吨级装甲巡洋舰-“阿布基尔”号（HMS Aboukir）、“克雷西”号（HMS Cressy）和“霍格”号（HMS Hogue）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相继被1910年才下水的一艘德国海军潜艇-U-9号击沉。
　　这两个典型战例充分暴露出了英国人巨大而潜在的战略防御漏洞。显然在英国海军部眼里，潜艇的威胁被大大低估了。而几乎在一瞬间，水面作战舰艇的弱点却暴露无遗。自诞生的几十年来，经过漫长的试验探索和无数次被各国海军高层忽略和轻视后，潜艇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不过，1914至1918年期间出现的潜艇还不能在水下长时间航行和作战，潜深也不能过大。从本质上而言，那个时期的潜艇只不过是一种在必要时能短时间内快速下潜的水面舰艇而已。但至少它还拥有一个独特而关键的特性，那就是潜艇具备悄无声息的水下隐蔽接近目标和发起攻击的能力，从而对比自身大得多的大型水面目标几乎毫无防护的水下部分造成直接打击。这种难得的隐蔽性和潜在的巨大毁灭性从一开始便赋予潜艇一种“神秘”的色彩，因此在很多海军军官看来，潜艇更像是一种“鬼鬼祟祟”的不道德武器。无论人们态度如何，只要他人手中拥有潜艇，那它的存在和作用便不容忽视。
　　关于潜艇作战人员
　　潜艇内部的居住环境可以说是极度的令人不适，特别是在潜艇潜航过程中尤为突出。除了潜艇的主要结构——发动机舱、压载水舱和鱼雷发射管等部分以外，指挥官和艇员的生活和起居空间几乎是见缝插针般的置于其中。狭窄、潮湿、空气闭塞以及“脾气”变化无常的艇上的各种机械设备，共同造就了潜艇上这种艰苦异常的生存空间。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的海军部队里，潜艇部队都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异类。潜艇作战人员长期生活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而且不管在何种作战条件下，团队精神、协作意识和相互信任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水面舰艇上的那些复杂繁琐的礼节到了潜艇上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为了让潜艇充分发挥有效的战斗力，纪律和决断力不可或缺，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艇长赋予的。长久以来，各国海军的潜艇作战人员都在冒着比水面舰艇作战人员更大的风险去训练和战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海军潜艇部队为例，在所有服役参战的40000名潜艇官兵中，到大战结束时仅有不到8000人幸存。
　　核潜艇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潜艇上的生活条件可以说并无太大改观。但核潜艇的横空出世却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现状，主要原因有二：核潜艇具备更大的可用内部空间；同时，核潜艇拥有更长的水下停留时间和远航能力也意味着可以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如何改善艇上官兵的体验上。不过潜艇依然是一个较为狭窄和极具冒险性的战斗平台，艇上官兵对于技术和装备的依赖性可能仅次于宇航员。当年前苏联为了赶超美国在潜艇领域的差距迅速建造了diyi代核动力潜艇，然而却忽视（或者说低估）了核反应堆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前苏联的diyi代核潜艇官兵们因为核事故导致的火灾和核辐射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而在被誉为美国“核潜艇之父”的海曼·乔治·里科弗（Hyman G.Rickover）对核动力推进和核反应堆安全技术的极力推动下，美国核潜艇的安全记录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军备限制
　　从1930年《伦敦海军协定》签署时起，各国海军对潜艇力量的发展都给予了空前的关注，也因此引发了国际间对于控制潜艇数量和潜艇部队规模的反复谈判。上世纪70年代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便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限制彼此潜艇部队规模的共同意愿。1989至1990年的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这一政治动荡也潜在地推动了潜艇作战使命的革新。进入21世纪后，战略核潜艇作为洲际弹道导弹运载平台的意义被削弱了，而作为水下攻击武器平台的作用却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非核推进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常规潜艇的安静性，使其比以往更难被探测，而建造成本却在不断降低。这也使得常规动力潜艇在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体现着巨大的战术价值，甚至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很多场合下，潜艇作为一国武力“肌肉”的组成部分，成为了国家之间政治与外交角力中的重要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