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问题
1.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资格问题。一般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即刑事被害人。然而，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并非仅限于刑事被害人。例如，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或伤残的，作为被害人的亲属，尤其是依靠被害人赡养、抚养的人（注意：现实中的赡养和抚养关系，不一定仅限于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还会存在于祖孙、非直系亲属乃至邻里朋友之间），实际上也由于被害人受到的不法侵害而遭受损失。再如，为被害人垫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单位或个人，也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实际承担者。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也有权要求加害人赔偿。
按照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包括刑事被害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近亲属及其法定代理人（注：笔者在本书中，且将这些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统称为“被害人”）。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项的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组成部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范围也应如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近亲属范围，要小于民法中的近亲属范围。
此外，从其他国家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其继承人也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德国刑事诉讼法法典第40条规定：“被害人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向被告提出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财产权在内的要求权。”对于继承人的民事求偿权，我国的民事立法也是允许的，但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对于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却未做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对于为被害人垫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单位或个人，民法规范中的部分近亲属和继承人，以及实际依靠被害人赡养、抚养的人，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并没有赋予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这一立法缺陷，导致这些享有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却被剥夺了应有的诉权，其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和损害。
2.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资格问题。就我国的民事立法来看，《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8条进一步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9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意味着在民事法律框架下，对于共同直接实施了同一侵权行为，或者间接参与了侵权行为实施的人，都将成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
在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3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第146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逃跑的同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除外。”从而明确否决了原告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向共同犯罪中在逃犯罪嫌疑人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于是，在本书引言部分介绍的案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即使在逃犯罪嫌疑人经济条件较好，亦有财产可供执行，但因其尚未归案，被害人始终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向其追偿。虽然最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然而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八年的痛苦等待和煎熬，这迟来的正义也难称得上真正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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