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于小坡哨添设冰塘坳、清水塘、十八坪、杜壤四小哨”（《沅州志补》）。万历以后，明王朝已是强弩之末，五溪地区纪纲不振，堡倾哨废，动乱不断，不得已“高筑墙”以御之。万历四十二年（1614），兵部郎中蔡复一迁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辰州。为加强兵防，蔡复一上奏朝廷请求改州设卫，未获准。第二年，蔡复一亲自来到苗疆勘察地形，度其险阻，然后再一次向朝廷力陈，边疆虽然“营哨罗布”，但崇山峻岭，“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求朝廷从国库中拨款，修筑边墙，此时的明朝廷已然是兵匮财乏，国库空虚，但为防止边乱，最后还是发帑金四万余两，在湘、黔、渝边境湖南一侧，筑沿边城墙。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保靖都司周履负责督工，责成各营哨兵丁，并招谕民工，雇请工匠，组成了一支万余人的筑城大军，按照图纸，分段负责，全面动工修筑。大部分采用产于当地的坚硬青石砌筑，少数地区没有青石可采，则用其他岩石和泥土混筑。墙高八尺，厚五尺，顶宽三尺。凡筑一丈兵给银一钱二分，民给银一钱八分，共耗去国库银两四万五千余两，历时一年，于万历四十四年夏建成。上自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跨山涉水，绵延三百二十余里，边防借以稍固。
到了明天启二年（1622），辰沅兵备副使胡一鸿力主加修边墙，获朝廷许可，委派保靖游击邓祖禹自镇溪千户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筑边墙六十余里，至此，明朝在苗疆修筑的边墙上自凤凰与铜仁交界处的亭子关，下至镇溪所的喜鹊营，总长已达380余里。明代苗疆边墙的修建前后四次，时间跨度60年，在当时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不能不说是一个发生在边陲小城凤凰的军事文化奇迹。边墙沿线更筑有二十四堡、十八营哨及许多烽火台，形成了边墙串接堡寨、营哨、城池等多种军事设施构成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对生苗区进行防守和控制。边墙固然使战乱得以暂时平息，使生苗区有了相对安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使“生苗”仍然生活在与中原文明隔绝的原始生活环境之中，滞迟了他们向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苗乱”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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