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行动还在策划之中，包括用手携式迫击炮轰击在格林库夫的苏联使团驻地；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门口台阶上暗杀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当帕罗拉把这些行动计划汇报给上司时，他们惊恐万状：如果“安吉洛”提供的情报属实的话，犹太人保卫同盟似乎在策划一场针对苏联的全面城市游击战争。
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位于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塔楼的套间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国保卫处、美国财政部、司法部纽约地区检察官、司法部及美国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会议的还有纽约警察局局长西德曼和帕罗拉警长。
布什说，他现在正传达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亲自下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犹太人同盟执行他们可能破坏美苏关系的计划。他提议派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去专门对付每一个已知的犹太同盟恐怖分子。这些特别分队将扮演犹太同盟活跃分子“道德监护人”的角色。帕罗拉受命去继续给西格尔施加压力，他们接到指示，“现在，‘安吉洛’必须比以往更经常地送回情报”。
作为西格尔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支联邦和州的“婴儿看护”大军，以帕罗拉为第一线直接力量，终于在波洛公园区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搜出那架电子遥控飞机，防止了这场杀人计划。他们还挫败了在华盛顿的暗杀、爆炸计划及迫击炮轰炸计划。正像西德曼局长指出的：“我们阻止犹太同盟实施其计划的唯一有效警报装置是一个和帕罗拉躲在汽车里……合作的‘安吉洛”’。
可是，告密者都是性格古怪变幻莫测的家伙，特别是像谢尔顿·西格尔这样并非政府安插进该组织、而是从基层组织人员中招募的“内部”卧底。为了证明他仍然忠于该组织，告密者经常在政府授意或默认的情况下继续参与犯罪活动。确实他有时也感到有必要生“造”出什么暴力事件，以便他有“重要情报”可提供。
比方说，西格尔泄露的大部分行动计划都需要用技术和想象力来完成，而他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他是否为了取得信任而噫造出这些秘密情报？甚至当他向帕罗拉密报在华盛顿暗杀苏联大使的详细计划时，他正在波洛公园区的犹太同盟总部加紧制造那两颗后来放置到胡鲁克办公室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的燃烧弹。
1972年1月在胡鲁克办公室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的爆炸是在政府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事件都清清楚楚地留有犹太同盟的印记，可西格尔却没有给帕罗拉丝毫警告。爆炸事件发生不久，帕罗拉跟西格尔见面，问他谁是肇事者。西格尔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否认同盟参与了此事。帕罗拉的上司要他拿钱买通西格尔——他在西格尔的车座上放了5000美元。西格尔勃然大怒，说别想收买他。
西德曼局长终于授权帕罗拉答应西格尔最急切想要的东西——如果他说出谁是艾丽丝·康尼斯之死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爆炸案的肇事者，当局保证绝不在任何审判中揭露他的告密者身份。帕罗拉告诉西格尔，他被授权向西格尔作出保证，以换取胡鲁克和哥伦比亚公司办公室爆炸案件罪犯的姓名。以这个承诺为基础，西格尔向帕罗拉告发了参与者的名字，并承认炸弹是他制造的。
当西格尔告诉我这些时，我问他，这些都录下音来没有？有了保证西格尔永远不会被要求去在胡鲁克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爆炸案中作证的录音带，一旦西格尔拒绝出庭作证反对其他被告，就有极大的好处。
西格尔悲哀地摇摇头。那天录音机正好坏了，所以这场至关重要的谈话没有录下来。我叫西格尔别对别人声张这件事。
就是没有这盘录音带来证明，我也倾向于相信谢尔顿所说帕罗拉向他作的保证。这件事与以前录了音的谈话前后相符，并且它本身就相当可信。
然而，西格尔告诉我们，政府否认帕罗拉曾答应用这种承诺换取密告胡鲁克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爆炸案肇事人姓名一事。政府计划在胡鲁克——哥伦比亚爆炸案中把他当成一个关键证人来出庭作证，并且准备揭露他的坐探面目，披露他向当局密告有关犹太人同盟的情报已近1年历史。
谢尔顿的末日即将来到。他怎么办？他必须出庭作证吗？我们能帮他一把吗？
10。还继续当他的律师吗？
西尔沃格雷特和我听完这个充满暴力、腐败和两面派作风的故事后已感到心焦力瘁。我们不知道更生谁的气——是对谢尔顿和犹太人保卫同盟不可饶恕的逆行怄气，还是对政府官员故意侵犯西格尔的宪法权利，否认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出尔反尔的劣迹更反感。如果说，政府的行动从防止暴力活动和外交危机的需要来说还有情可原，但这种行动仍然是非法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它提出了严重的民权问题。虽说民权主义者对告密者并不太同情，可他们的宪法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与被告不同，为政府出庭作证的证人权利和补偿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在宪法意义上划分清楚。如果我们继续干下去这个案子可以成为指责政府用恶劣手段对待告密者证人的极好把柄。还有，西尔沃格雷特和我一致认为，西格尔被政府利用，他急需法律上的帮助。由于这个双料特务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犹犹豫豫地答应继续参与此案。
我们决定对政府和犹太同盟都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我们将从其他被告辩护律师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中脱身，我们将不去影响委托人，我们只尽可能地给他提供法律咨询，由他自己决定是否出庭作证。
西格尔已经决定，他不会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出庭作不利于他朋友的证词。他想确切知道，政府有什么合法手段来使他“不得不”作证，这样他可以权衡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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