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全球化

　　有政治经济的论述认为，向灵活性经济发展的压力——其中，社会底层大量不被需要的劳动力其实被储藏到刑罚制度中——正为人们感受到，并且，其力量在其他国家中日益增长。同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控制解除，以及商品、观念、服务和工人跨越国界的流动，也在飞速进行。该论述还认为，在有着急速进步的市场和高度的流动}生的全球化世界上，拥有一种能快速地对外部条件作出反应的灵活生经济，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而这接着就需要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它有着很大的就业不安定或者失业工人群体。该“社会底层”对福利保障有持久或者断断续续的依赖，福利保障的财政意义反而促使福利规定转向不再那么宽厚的安排。例如，在此背景之下，贝柯特和维斯顿曾认为，我们正目睹着独特政策体制的转变，该体制将社会福利和刑罚结合起来，作为两种管理社会边缘群体的主要策略。在福特主义的社会里，福利和重新整合是该政策体制的突出特征。然而，在后福特主义社会中，通过移民而来的或者境外的工人所形成的更廉价劳动力，削弱了发达国家中无技能或者低技能的人在很多行业中的地位，福利主义回应的合理性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向监禁性、大量的刑事司法“仓库”}寅变的趋势在美国已变得很明显。上述分析让人想起达伦多夫在22年前哈姆林讲座中所得出的残酷结论：“事实上，多数人阶层并不需要用失业者来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在这些条件下，对广泛监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刺激似乎很强大，让人颇为烦恼。

　　对我们的分析有重要意义的这些政治经济论述，还有一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这与具体的条件有联系，这些条件产生了对向经济更灵活、减弱或抛弃职业保护、降低福利保障转变的政治支持。在此，关键的问题是经济成功对国家政治已变得重要的方式以及反过来在公众政治争论中实现衡量和理解经济成功的方式。如果有名的评论“关键在经济，蠢货”很有讽刺性地使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那么，接着对成功的经济政策的具体理解，却并不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作为世界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前提是其在20世纪的后10年里维持低水平的失业、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和高水平增长的能力，而此期间，欧洲很多国家经历了相对较低的增长和相对较高的失业。

　　有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英国是当时欧洲通常情形的例外，这种事实情况自身在欧洲内部形成了关于是否需要进行“欧洲社会模式”改革的日益激烈的争论，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以不同方式与该模式存在关联。例如，可以看到，政治方面的争论，明显地出现在2005年德国大选前期和法国2007年总统选举结束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