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边界：日本媒体侵权研究》：
采访权包括两种，一是在公共场合或约定场合，记者有自主采访的权利；二是对负有特定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记者有索取信息的权利。公开场合指的是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无论是城市的街道还是乡村的田野，是集会、集市还是娱乐场所，记者都可以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记者在以上公共场合拍摄、录音时，仍然需要尊重被采访者，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利。针对具体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要区分是对群体还是对特定人物，对群体，则无需征求被采访方的意见；对特定人物，还需区分是公开活动还是私人活动。最后，还要看记者的采访是否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是否为了报道和批评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揭露一些犯罪行为。毫无疑问，记者的采访应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对负有特定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如政府，记者有权向其索取信息。记者在这方面的采访自由是比较特别的，“记者俱乐部”机构的成立及其漫长的历史形成记者这方面的采访格局。
日本新闻媒体的大量采访活动是以记者俱乐部的形式进行的。日本的记者俱乐部不是娱乐性质的俱乐部，而是设立在首相官邸、各省厅、县市等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公安等部门，由特定的报社、通讯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组成的新闻采访组织。会员大多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媒体，而规模较小的媒体则被排除在外。
记者俱乐部的起源要追溯到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全面西化”政策。在新闻传播方面，明治政府致力于打造开放、进步的新闻传播机制，希望报刊能传递西方社会的信息，也希望民众能通过阅读报刊，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开阔视野，成为有思考能力的市民。同时，为推动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报刊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协助，解释新政策、呼吁民众支持新政策的实施，为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
但是，对于记者的采访自由，政府却不轻易许诺。1890年第一届“大日本帝国议会”开幕时，政府曾经企图禁止记者采访。为了更容易获得采访的机会，新闻界主动成立了“议会记者团”，该团体要求政府允许记者进行采访，并向政府立下保证：按照议会事先制定的基调进行报道。在这次的采访和报道过程中，政府与新闻媒体达成一定的默契，形成相互协作的友好关系，使得政府和媒体都获得某种方便，各自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媒体得到了报道所需要的基本信息，政府对于各媒体的舆论宣传感到满意。这就是记者俱乐部的雏形。后来，东京的新闻媒体成立了记者俱乐部，迫使国会等公共机构公开信息，因此，记者俱乐部在客观上起到了获得和传播政府信息的作用，推动了信息公开的进程。
之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企业、学校等陆续为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提供记者接待室，向记者发放关于本单位动态的书面材料。由于这些单位提供统一的信息，记者定期地获得同样的信息，消除了在采访和获取信息方面落后于其他记者的忧虑，记者在采访方面的压力也大为减轻。今天，日本很多单位均设有记者接待室，这样的采访方式也成为日本新闻媒体独特的风景。
为了顺利地进行采访，获得更多的消息，作出不逊色于其他媒体和同行的报道，新闻记者经常在政府机构和大企业所提供的记者室蹲点等候消息，这样可以争取在第一时间获得该机构的相关信息。这样的记者俱乐部遍布全日本，大约有八百多个。记者俱乐部的运作方法如下：政府机构和大企事业单位为媒体和新闻记者提供记者室，目的是通过记者传递他们需要向社会发布的信息。媒体可以轻松接受到消息来源主动提供的信息，而且通常还能免费使用记者室，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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