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回答无疑是合理且必要的。但由于“人类”的整体无限性、“人和社会”现实形态的复杂性，就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现实的“人类”在哪里？谁在代表“人和社会”？为此，我们不得不常常面对以下至少三对不同的“主体”概念：
（一）就法律的外部价值关系来说，主体（人）首先就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即“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从实然角度看，现实的主体总是具体的、多元的。任何一条法律对于不同的人（如立法者与被立法者、政府与公民、本国人和外国人、案件各方当事人、法官和律师等）都有不同的价值，并获得不同的评价。但从应然角度看，法律要保持其统一、权威和有效，本身就必须坚守一定的普遍性，体现它所适用范围内的“人人平等”，决不可因人而异。这也就意味着，法律的价值的应然主体，必须是一个理性一元化的整体。
这两个主体看上去似乎是对立排斥的，实不尽然。通过观察人类价值追求的历史和实践可以看到：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真实图景，正是不断地寻求二者一致的过程，即不断从“实然”中产生“应然”，并以“应然”引导“实然”的过程。具体说来，人的主体形态，一方面固然呈现为个人、群体、国家、社会等诸多层次，各个层次和每个层次内的个体之间，都有着相对独立的性质，彼此不可替代，因此具有多元性；另一方面，各种主体之间又保持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并通过相互沟通和博弈，不断地寻找和形成着相对确定的共同主体，如一定条件下的城邦、民族、国家、区域、行业等社会共同体。而契约、规则和法律，则是造就这些共同体的一个纽带或标志。就是说，法律所体现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共同性和一致性；法律所起的作用，首先是维系共同体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和行为界限。因此法律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它的价值主体的自我形成和自我确认。就是说，法律的价值（应然）主体与法律的历史（实然）主体之间，实质上是在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中联系起来的。法律“对谁”来说有什么价值，与法律“由谁、为谁”而建立之间，是个内在的一体化过程。谁是法律的价值主体，恰恰也是通过法律的自我规定明确下来的。
因此，当我们把“法律的价值”界定为法律对于人类或人和社会的意义时，这个主体，本质上是指对人开放、保持人与人之间共同性和一致性的、实然与应然统一过程中的主体。所谓“人类”必须理解成一个无限发展着的整体，“人和社会”必须理解成有着多样个体形态并且变动着的有机体系。这个主体既是现实的，又是未来的，它就生成于人们面对现实而有所追求的实践之中。大体上，我们只能依据不断发展着的一般共识来描述和把握这个主体，运用法律的逻辑推理来体现这个主体，并依靠动态的实践去检验和充实主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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