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百家争鸣
——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
上古社会，蒙昧无稽，但是思想的形成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说与神话、数字、历史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华夏民族早期思想，至黄帝为之一变，至夏商又为之一变。制文字，定历象，作乐律，兴医药，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特点。黄帝之书，见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多达二十余种，如《黄帝内经》、《素问》等，还有殷商甲骨文和 “文王拘而演周易”，都是那个时代思想的表征。至春秋战国，列国征伐，分裂兼并，交通频仍，无论是战争，还是商品交换，以及客卿制的人才流动，都逐步打破了封闭的地理格局，民族渐趋融合，思想交流也就因之活跃起来，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的历史局面。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思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大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百家争鸣的历史真实。其《不二》篇中指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
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吕氏春秋》主张“兼儒墨，合名法”，被人们称为杂家，其实从思想的倾向上看，它更接近道家，文中所引除了道、儒、墨以及兵家之外，至少有一半都是道家或同道家相关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到庄子，或许是把老、庄混为一谈，统属于“贵柔”的一脉。从思想上看，《吕氏春秋》是主张思想统一的，强调“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即所谓“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①。实际上，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这也符合其后两千多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思想正是这样源远流长、磅积郁、兼容并包发展起来的。
梁启超曾言：“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 ：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二曰由于人为者。”同样说明思想的形成同时空、地理的自然条件和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创造性思维的内在联系。他还指出，这个时代思想的特征是：“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 ；重实际故轻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①而其后的中国思想皆渊源于此，所谓“胚胎时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先秦诸子，《庄子·天下篇》比较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六家思想 ；《荀子·非十二子篇》论说十二家；《孟子》《韩非子》皆以儒、墨或儒、墨、杨并举。司马谈有《论六家要指》，记述有阴阳、儒、墨、名、法以及道德六家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论及各家思想较为详细，概括起来就是：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其思想在于，明教化，依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留意于仁义之际。
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需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兼爱、尚贤、非命。
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
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
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而有所造也。
这里所列十家，亦称九流（小说家不入流），各有所自，而且点出了他们思想上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虽然不尽正确，但也算大致不差。
综观上述，六家也好，十家也罢，足以说明，春秋之世，思想界已经打破了蒙昧时代的封闭与沉寂，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与辉煌。而且，在他们之间，不仅“相非”，各逞其说；同时“相用”，相取为用，在思想上相互吸收，交相为用，也是之后两千多年思想史上的总体趋势。应当说，无论是《庄子》的《天下篇》，还是班固的《艺文志》，他们对于思想综合的趋势都有其独具只眼
的认识。班固评之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王，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 出并作（师古曰：“ 蠭”与“锋”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①
到了唐代，韩愈论及墨子时也说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身，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想用，不足为孔、墨。”比较先秦思想的实际并纵观中国思想的发展，这些话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简单地说，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学派林立，一方面“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以喜怒为用”，以自己为正确，以他人为错误；另一方面，这样的学术争鸣，或者说学术批评，不仅促进了思想的长足发展，而且也使各家交相渗透，相取为用，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取长补短、兼包并容，并为今后三教思想的鼎立、互补、合一的系统思维开启了历史的先河。
具体地说，春秋战国时期，所谓诸子百家，除了专门领域的思想之外，具有普遍意义的归结起来也不过两三家而已。虽然说当时思想界“不归杨，即归墨”，其实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道两家。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以自然为本，推崇“道法自然”，以返本为鹄的，力行清静无为。《老子》强调，以柔弱为本，以反动为用，卑弱自持，无为而治，以至于被认为是“君人南面之术”。不过在庄子看来，老子“主之以太一，以濡（通软）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是“古之博大真人”；特别是《庄子》，以本心为终极，以自由平等为理想追求，用美丽生动的寓言，表述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①的精神世界。其返本实为对本然之心的回归，逍遥则是破除“对待”，即破除分别的自由。他们关于有无、荣辱、得失、治乱、有待无待的辩证方法、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浪漫主义的色彩，充分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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