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家文化之根
对于儒家思想而言，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后来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成为真正起作用的思想，必须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吸收营养。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激烈反传统期间，也从儒家传统中吸纳了有用的养料。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进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开始较多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毛泽东早年所选择的为学之道是“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通识教育，对中国古代典籍有广泛涉猎，自称“尝诵程子（程颢、程颐）之箴言，阅曾公（曾国藩）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早年毛泽东对其湖南老乡曾国藩的学问和事功赞赏有加，曾氏打破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科，而用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来统辖学问，毛泽东特别推崇其为学的方法，即“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的“演绎法”以及“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的“中心统辖法”。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先中学后西学是求学的正确途径，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是学问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再学习研究西学也不晚，康有为、梁启超走的都是这条路。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列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目包括“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并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下了很大功夫，这确实为他以后所走的革命建国道路，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从1917年开始，特别是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大量涉猎西学，特别是当时的激进思潮，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毛泽东迅速转向了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从他当时发表在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上的短文可见一斑。在1917年9月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深感“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希望国人中“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出现，“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与愚昧，但对西方文明也不甚满意。在他看来，“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因此他希望通过相对容易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后，把主要精力用来“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毛泽东当时既反传统又不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心态，决定了他很快成了一名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党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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