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来说，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关注共同体的学术走势当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笔者以为：中国哲学研究界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可谓已经完成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另一个是可谓正在进行的“中西马对话”。中国是否有过“哲学”这门知识，尤其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所谓的“哲学”，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前几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中得到了基本的解答。确证了身份的合法性之后，中国哲学就不能不朝着挺立理论的完备性行进。其中，“中西马对话”无疑是促使中国哲学在新的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的重要途径。
任何富有成效的对话都关涉着两个前提，就是参与对话的各方必须拥有对等的资质、具备平等的心态。比较而言，平等心态是主观性的，对等资质是客观性的。假定我们业已具备平等的心态，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具有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等的资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又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本身是否在资质上足以跟其他两方对等，一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是否在资质上足以跟其他两方对等。之所以如此细分，至少它与笔者的某些感受密切相关。
2007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深圳举办“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这次会议给笔者的突出感受是：搞西方哲学的“妙语连珠”，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汇新潮”，搞中国哲学的竟然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笔者如实地叙述这一私人体验，绝无任何意义上的褒贬企图。尽管如此，从这种私人体验出发，笔者还是由衷地企盼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逐步强化整个共同体的对话能力、提升整个共同体的对话技巧。毕竟，对话除了用笔来进行之外，很多时候必须用嘴来进行。
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学科本身的资质，然而，中国哲学将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样发人深省。从简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在学科草创阶段上基本是“以西释中”，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完全是“以马释中”，改革开放以来似乎再次回到“以西释中”。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直在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吸取着养分，而这就是对话吗？其实，无论从心态平等看，还是从资质对等看，它恰恰背离了对话最起码的要求。
这里我们无意评析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际学术成就，但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则必须有所了解。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一批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述，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将为我们承传并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借鉴乃至指导。不过，这些标志同样并不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实实在在地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当一个共同体缺乏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独特风格的时候，个别杰出学人的标志也是孤掌难鸣的。所以，虽然有了将近百年的筚路蓝缕，但中国哲学既不能像西方哲学那样俘虏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消费，也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发挥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哲学既没有“哲学”地建立起“中国哲学”，也没有“中国”地建立起“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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