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上海嘉定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等职；担任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在国内外发表数十部（篇）学术论著。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和“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邹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新丝绸之路、宗教与国际关系等领域。

　　在中国全方位“走出去”和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徐以骅、邹磊编写的《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从文化、信仰、公共外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宗教与国际关系等多维角度，探讨了宗教与我国及各国对外战略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以及如何在新时期推进宗教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良性互动。《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认为，宗教交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其影响往往要比经贸等交流更为深刻和持久。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可为提升我国的国际“软实力”提供资源和载体。

　　事实上，许多国家正是因为意识到公共外交新行为体的崛起，才开始不断开发新的公共外交资源。例如，2003年11月，美国广告、市场以及公共关系等领域内的相关人士曾发起成立了“美国公共外交商务组织”（American Business for Public Diplomacy）这个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公司改善在海外的美国形象。5再例如，美国首创了“公共外交大使”的概念，由著名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担任该职，这一发明表明美国意识到了公众人物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效用。当关颖珊以华裔著名运动员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谁又能说她不是在同时传播美国形象与美国文化呢？
　　当然，新行为体的此种功能亦是一柄双刃剑。从消极的方面而言，除了维护国家形象之外，新行为体还有可能传播与国家主体相反的信息，与一国试图构建的国家形象背道而驰。例如，国际媒体、国际倡议非政府组织有时会传播攻击政府的话语，影响政府的传播信誉，甚至打压政府进行公共外交的想法和动机。对于这一点，公共外交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许多惨痛的经验教训。例如，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公众人物，即便出自无心之失，也有可能对本国形象和国际关系造成严重影响。2006年，意大利内阁成员罗伯托·卡尔代罗利（Boberto Calderoli）在丹麦亵渎伊斯兰教的漫画引起的争议达到白热化时，穿了一件印有先知穆罕穆德卡通形象的T恤出现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游行示威活动，导致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大使馆遭到焚烧，以及最终他自己的下台。6但正因为如此，国家才更需要重视新传播主体的角色，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它们的合作，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地占据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引入多种传播主体和信息渠道，冲抵负面的信息，建构更加平衡的国际形象。
　　学者们曾提出“宗教外交”、“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等概念，认为各类宗教资源可以成为“二轨外交”的重要形式，用以填平宗教之间的鸿沟、解决宗教冲突，或进行预防性介入，促进国家间的和平。7在各种各样的宗教资源中，暂且抛开宗教思想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不论，光是影响力巨大的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在新公共外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就足以引起重视。例如，网络遍布全球的宗教组织凭借各种各样的救援项目，能够深入民间，与外国公众进行实质性接触，由于它们并非为利而生亦不逐利而往，它们所形成的公众形象与社会效应比商业组织更为积极和正面，产生的公共外交传播效果也更为自然。著名的宗教领袖一般都拥有巨大的“克里斯玛”魅力，他们的号召力可谓一呼百应，对拥有信仰的外国公众尤其具有无可估量的公信力和吸引力。
　　（二）新传播环境的出现与宗教公共外交
　　事实上，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总是被认为是外交活动或外交工具改变的重大驱动力。据说，当第一封电报出现在英国外务大臣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办公桌上的时候，他曾忍不住惊呼：“我的上帝，这是外交的终结！”8所以，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被认为是对传统外交的重大挑战。这种观点毫不令人惊奇，这是因为互联网（特别是进入到Web 2.0时代的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生态和机制。
　　首先，新媒体改变了传播的生态。互联网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在瞬息之间完成通讯，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加速全球化进程，它所承载的信息空间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公众群体——“网民”，而各种新兴通信工具，如手机、掌上电脑等，与互联网的发展相互辉映，形成了新媒体。而网民的出现也让同时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意义的隐喻随之出现，例如“网络社会”。
　　其次，新媒体改变了传播的机制。在所谓的Web l.0的时代，新媒体仍然被和传统媒体放在同一层级讨论，和传统媒体比起来，新媒体的主要优势在于使信息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巨大的差异开始显现出来，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新媒体的“交互性”特征上。公众不但可以通过与传媒本身进行互动，例如网络和短信平台、社交网络等，而且公众自身也可以加强和世界上其他公众之间的联系，让公众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具有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这种把大众传播变得“个人化”和“个性化”的特性是传统媒体从未具有的。
　　……

序 国家利益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战略
信仰中国：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和两岸关系
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成绩、挑战与远景
宗教公共外交之可行性与重要性分析
公共外交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信仰组织
宗教与中国侨务工作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
伊斯兰势力的“重整和分化”与我国中东公共人文外交的应对
南传佛教与中国对东南亚战略及公共外交
明代妈祖信仰的南海版图——明清两朝外交文献的对照解读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
政治愚钝与道德感染力——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国际关系运作及其借鉴意义
伊斯兰宗教朝觐与国际关系
传统儒学视野下的现代国际关系
全球化与多元信仰的日常化实践：田野视角中的美国“新时代宗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