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巡与通真三太子
明清时期，在黟县的民间信仰中，既有张巡的信仰，又有三太子神的信仰。张巡即张王，在江淮等许多地方均有相当普遍的信仰。嘉庆《黟县志》载：“张公巡为太子舍人，西安糖坊街有宋碑称张巡为三太子，黟人祀张公巡，又祀三太子……”①据此，张巡，或称三太子，或以张巡和三太子为两者。
对此，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则言：“黟记，唐封中书舍人通真三太子，即唐张巡也。”其所据者四：第一，明《咸宁县志》云：“通真太子庙在安远门东街，祀唐忠臣张巡，洪武十三年建。有《记》”；第二，嘉靖时咸宁胡传《珍珠船》云：“陕西会城糖坊巷有太子庙，所祀乃唐张巡。庙碑云，唐尝赠巡为通真三太子”；第三，《山西通志》云：“平阳府晋山书院，即三太子祠”；第四，《唐书·张巡传》云：“开元末，擢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源令。”②由于张巡在全国具有较为广泛的信仰，俞氏所据史实亦较为宽泛，而未仅局限于黟县史乘。由此可见，三太子乃通真三太子之简称，或直接称作太子，其缘起应是张巡在唐代时曾任中书舍人通真三太子一职。三太子乃官职之名，而非帝王之胄所指。
关于张巡的生平事迹，除《新唐书》等史书记载外，徽州文书中亦有类似内容。《清末民初胡庆贵办抄本》中有光绪乙酉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寄云山人吴同书氏所撰《诸神事迹考》，曰：“考《唐书》，神讳巡，邓州南阳人。初为真源令。安禄山反，起兵讨之。继又与许远同守雎阳，以忠义厉其下，身经四百余战，士皆用命，力竭，遣救不至，不屈死。论者谓其婴守孤城，使得江淮得全财赋，以济中兴，唐室再造，皆此之力，所谓守在一隅，而功及天下者也。”③可见张巡功勋卓著。其后之“附封号考”则进一步指出：
陕西塘坊街张公祠有宋碑云：唐张巡为三太子，此当因公曾官太子通
事舍人而误。又《新安名族志》云：胡氏有李胡，唐徽王之后。徽王为武后
所害，其子通真、通灵，匿于民间，此通真三太子，所由为伪也……
此处的黟县文书资料证明了俞正燮的判断，并且指出了陕西塘坊街张公祠宋碑以及邑志所载有误，致误之由在于张巡于唐时曾封为太子舍人官。亦正因为如此，《诸神事迹考》中径称舍人神，或云唐张雎阳之神，“以其曾为太子通事舍人官，故称如之”。并由此得出结论：“按上所辨封号，据今开山旗直书唐封给事中中书舍人、通真三太子，与上颇有符合处，所以疑是张雎阳之神也。”但作者寄云山人对此并不确定，只是以“疑是”来作为并非肯定的判断，并一再声明“或日是别有神，子[予？]特未之考耳”，“如日不然，须再详之”，“舍人神尚在疑似间，所望后之君子，博考参稽以匡不逮焉。”②
今查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并无“徽王为武后所害”的记载，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之“唐通真三太子神”条则日：“又陆锡明《新安氏族考》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时，为酷吏罗织死。有二子，日通灵，日通真，亦与其难。国人哀之，为立太子堂。”’并指出黟县所祀三太子与徽王无关：“黟祀三太子，亦于徽无与也”。③由此，《清末民初胡庆贵办抄本》之谓《新安名族志》疑为《新安氏族考》之误，且言词亦有出入。因而，文书资料虽然是第一手史料，以其原始性、真实性而在当前的徽学研究中备受重视，但是我们亦不能过于迷信文书抄本，文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衍误很容易发生，因此，我们应当在加以严谨的研究与分析之后，再作出较为恰当的判断。
由此观之，虽然黟县存在张巡和三太子分别祭祀与信仰的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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