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只角之间徘徊 老板要问出处，女人要问住处。“啊呀，王太太，侬蹬了啥地方啊”（你住在什么地方）？两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半是寒暄，半是探底；发问者一定是蹬了不错的地方，才会这般地问；“啊呀，我就蹬了霞飞路爱思公寓呀（淮海路的瑞金大楼），闹猛是闹猛得来，困告（睡觉）也困不着。”要是王太太有些许支吾，那么她一定是住在不闹猛的地方讲不出口，一定是她的先生发财发得不好。住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出嫁前，是父亲和祖上的荣耀证书，出嫁后，是所嫁的男人的财力证书。一个上海女人的住处，是这一个上海女人的命，也是这一个上海女人的运。
上海女人的命和运，就在上海的马路上穿行，就在上海的河浜里流淌。
上海是一方水土，上海又岂止是一方水土？上海是一个超级大城市，出租车从浦东机场开到虹桥机场，或者从嘉定F1赛场开到东海大桥桥脚下的南汇芦潮港，车费就要二三百元，在外地至少已经横跨两个城市，口音都会相差很多，全国就没有一个城市会像上海一个城市之内口音变化会这般大，这是上海的一方土。但是真正构成上海人文结构此起彼伏、千姿万态的，是上海的水。上海原先河浜很多，是一个多内河的城市，以桥命名的地方和以浜命名的地方至今还在，比如淮海路的八仙桥，虹口的提篮桥，肇家浜路打浦桥，西郊的虹桥，甚至就在如今的市中心还有以港命名的地方：日晖港。有桥有港必有河，如今大多数的河被填没了，解放初期肇嘉浜被填没算是一项伟大利民工程，但是桥和港的命名依旧证明了河曾经的存在。不同的内河地区居住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和不同经济的人，而黄浦江的东和西，苏州河的南与北，那就是上海地域文化的分割水线。为什么以前上海人都会认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都会将莘庄、嘉定和浦东当作是“新加坡”来揶揄（“浦”和“坡”在上海话中同音）？那就是上海人与乡下人的区别；力什么以前上海最好最有名的店都开在苏州河的南面，在苏州河的北面多是小店杂店？那是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区别。至于在这两大水土背景下诸多內河的阴与阳、东与西，就是区域文化的细分，河的两岸往往就是两种身份的居住群体，桥的两端往往就是两种文化的集散地。
所以上海是一方大水土，而在这一方大水土下，至少就是八方水土；按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上海至少养的就是八方上海人。假如是一个男人，除非飞黄腾达突然发迹或者家道中落，否则很可能一生一世就生活在同一方水土里；假如是一个女人，就会带有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出嫁，比如一段情爱经历，很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水土纪录，从乡下人变成上海人，从下只角到了上只角。在地理意义上，上海是平原，而在精神和物质意义上，上海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绵延之广，起伏之大，上海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嫁得好”百来年前就是上海女人人生课题的原因。
自然会想起王安亿的《长恨歌》和里面的王琦瑶，或者说是王琦瑶们，因为王琦瑶是一代上海女人的形象大使。她们是哪一个角的女人？她们出生在弄堂，弄堂不是最上只角的，但是也不见得是下只角的，她们就贯穿在上海所有的地方，淮海路和四川路都有弄堂；王琦瑶还住过公寓，最后死在弄堂的洋房里。
作家王安忆对王琦瑶们当有最精当的诠释一一“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王琦瑶家的前客堂里，大都有着一套半套的红木家具＋堂屋里的光线有点暗沉沉，太阳在窗台上画圈圈，就是进不来。三扇镜的梳妆桌上，粉缸里粉总像是受了潮，有点黏湿的，生发膏却已经干了底。樟木箱上的铜锁锃亮的，常开常关的样子。收音机是供听评弹，越剧，还有股票行情的，波段部有些难调，丝丝拉拉地响。王琦瑶家的老妈子，有时是睡在楼梯下三角间里，只够放一张床。老妈子是连东家洗脚水都要倒，东家使唤她好像要把工钱的利息用足的。这老妈子一夫到晚地忙，却还有工夫出去讲她家的坏话，还是和邻家的车夫有什么私情的。王琦瑶的父亲多半是有些惧内，被收伏得很服帖，为王琦瑶树立女性尊严的榜样。上海早晨的有轨电车里，坐的都是王琦瑶的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王琦瑶的去剪旗袍料的母亲。王琦瑶家的地板下面，夜夜是有老鼠出没的，为了灭鼠抱来一只猫，房间里便有了淡淡的猫臊臭的。王琦瑶往往是家中的老大，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喟叹男人的秉性，以她们的父亲做活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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