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当一面，开展斗争，服从中央建奇功
（1935一1949、）
在中央苏区的那段斗争岁月，对邓小平和毛泽东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尽管两人都遭受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但是这并未消损其革命斗志，相反，他们愈挫愈奋，坚持真理，继续革命的征程。在党内一批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党的利益的领导人的帮助与支持下，邓小平与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党与军队的相关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合作，施展各自的领导才华。
1933年的夏天，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向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帮助邓小平调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当时，王稼祥曾找到临时中央领导人，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提议遭到了反对。但王稼祥仍据理力争，他说：“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还指出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是“偏见”，是“埋没人才”。①
在王稼祥等人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机关报团到达陕北吴起镇。
长征，对邓小平和毛泽东来说，都是人生历史中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邓小平对毛泽东在红军战略转移中所表现出的胆识和谋略深为敬佩，尤其是对他那从容自如的神态，更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可以说，长征，使邓小平更坚定了自己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心。对毛泽东来说，长征，对他的领导才能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毛泽东无愧于党的事业的领路人。通过长征，毛泽东团聚了党内的领导骨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开辟中国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结束长征，邓小平跟随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后，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和合作的机会。邓小平，作为党和军队内的中坚领导骨干，越来越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他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才华与作用，也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再度携手合作，根据协议，8月25日，中央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调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从此，他和同是四川老乡的军事家刘伯承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刘邓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尊重，精诚团结，奋勇拼杀，白此愈来愈名扬天下。
与党的历史命运相联结，到达陕北的邓小平，终于揭去了过去被贬和遭受不幸的一页，他赢得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担负起了革命重托，值得庆贺的是，他又组织了幸福的家庭。1939年9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与卓琳结婚。9月的一个傍晚，两人在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了婚礼，毛泽东还亲自向两人表示祝贺。婚后不久，他们就一起回到了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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