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原名郁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15年生于上海。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奔赴延安。
于光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9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庆祝“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是第一个发言的。他在发言中别出心裁地将“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做了比较，他说：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从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形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毛泽东在讲演中还把“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北上相提并论，指出：“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给了于光远耳目一新的感觉。
1940年1月，于光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当时，筹备小组想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做演讲，给大会做指示。毛泽东就通知屈伯传和于光远两个人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去。他们进入窑洞后，正在伏案写作的毛泽东立即起身相迎，和他们亲切地握手。当于光远和屈伯传向毛主席发出邀请时，他很爽快就答应了。事情办得如此顺利，让两人很是吃惊：一个日理万机的党的领袖，对成立这样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团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自然辩证法是那样的关心，确实出人意料。谈完正事后，于光远二人本打算起身离开，却被主席拉住亲切地聊了起来。除了谈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外，毛泽东还问几个他关心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的情况。
那次的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主席对自然科学工作的关心、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却给于光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如约到场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接着，他阐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重要性：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后，他发出号召：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毛泽东的讲话，用唯物辩证法论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立意深刻，高屋建瓴，给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一千多名台下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月后，毛泽东和于光远又有了一次亲密接触。那是在延安新哲学年会召开的那一天。
为了更好地学习哲学，1938年延安成立了一个“新哲学研究会”。除在延安的一些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外，毛泽东、张闻天也是这个团体的会员。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会上讨论时，大家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所讲的“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于光远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其内部一对矛盾规定的，这对矛盾解决了，事物就会从旧质向新质飞跃，就不会存在过渡状态或过渡阶段。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多对矛盾所规定的，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其中若干对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又有若干对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旧质又未完全起变化。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旧质与新质之间就会出现过渡的状态或过渡阶段。他还用水和玻璃来做例子，说：水的化学成分比较单纯，所以在固体的水和液体的水之间就没有过渡阶段，而玻璃的成分比较复杂，所以在有一定形状的玻璃到完全流动的玻璃水之间就会有既成型又不成型的一种过渡的状态。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
会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会餐。于光远和毛泽东坐在一桌，还恰恰相邻着。毛泽东对于光远的观点表示认可，当得知这位年轻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类人才可是我们延安的‘国宝’啊！”同时，也对他提出建议：“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比如讲过渡的问题，你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这挺好嘛。”这一次短暂的谈话对于光远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他开始逐步涉及经济、哲学、政治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和党的最高领袖同坐一桌用餐并受到耳提面命的教诲，让年仅25岁的于光远记忆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他总是自豪地对人说：“在延安成千上万的青年中，我是为数不多的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谈话的人之一，真是‘三生有幸’。”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还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著有大量专著，他个人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近90余部，约两千多万字，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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