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六月的某个下午，有这样一个短暂的时刻，当入侵伊拉克看上去毕竟还不算个坏主意的时候，杰夫瑞·阿特曼离开他的公寓，准备外出散步一会儿。他必须出门，因为现在，他对世界大事最初的宽慰已消散——他感到宽慰的是，萨达姆并没有把他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砸在伦敦头上，而整个世界也没有陷入大火之中——然而此刻，那些日常生活中无数的小烦恼与小挫败复仇似地回来了。早上的工作令他厌倦极了。他本来要写一篇一千二百字所谓的“时事短评”（这样的文章不仅不需要读者思考，就连作者也不用费什么脑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仍然写不出来）。工作到了如此乏味的程度，以至于半个小时下来，他两眼一直盯着一封写给派稿编辑的电子邮件，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再也做不了这种烂事了。你的，J.A.”屏幕上提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发送或删除。就是这样简单。点击发送，一切都结束了。点击删除，就又回到了起点。如果人的生活也这样简单，那么每天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自杀。去卫生间的路上撞到脚趾，点击。吃烤面包的时候袖子上擦到了果酱，点击。你出门时正好开始下雨，而你的雨伞还在楼上。怎么办？上楼去取，不然就淋雨，或者……点击。即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封邮件，坐在那里，在点击发送之前的最后一刻，他都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发送邮件的念头本身已足够使他放弃了。所以，本来应该要么发送邮件，要么继续写这篇关于谢朋丁画廊里一个“有争议”的新艺术装置的文章的他，此刻像瘫痪了似的坐着，什么都没做。
为了破咒，他点了删除，出了门，好像要逃离沉闷然而尚未发生的犯罪现场。他希望新鲜空气（如果你还能这么说的话）和运动能让他苏醒过来，能让他在晚上完成这篇无聊的文章，让他第二天下午准备好飞去威尼斯。但到了威尼斯以后呢？更多的烂事正在那里等着他。他本来是要现场报道双年展开幕式的——这倒没什么，小事一桩——然而一个对朱丽娅·伯曼的专访（或者说一个可能会有的朱丽娅·伯曼专访）被加进了工作日程。现在，除了要写双年展，他还要设法劝服她——乞求，恳求，总之就是要放下他所有的自尊——接受这个专访，以确保给她女儿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带来更多宣传，以及进一步膨胀斯蒂芬·莫里森——那个爸爸，著名的被高估的艺术家——快要胀破的声名。除此之外，他还要确保——最少也要确保——她同意让《文华》杂志拥有独家重印一幅由莫里森绘制的她的肖像画的权利，一幅从未发表过的画，一幅即使是《文华》杂志社的人也没见过的画，却因为害怕可能被敌对杂志拿到，使得这幅画在杂志社内部达到了珍品稀物的地位。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重要的是，用市场部和宣传部的话来说（或者，从编辑部的角度，发行与广告），所有的行星都在排列之中。他必须先采访她，必须拿到图片以及重印图片的权利。万能的神啊……一个推着四轮童车的女人快速朝他瞥了一眼，又更快地把目光移到别处。他肯定又做了那事，不是大声地自言自语，而是用嘴巴形成词语，无意识地与他脑子里翻滚着的怨气对嘴形。
他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他一定要戒掉这个坏毛病。在所有这些他一定要戒掉或者一定要开始做的事情里，这件事要排在最前面。但你怎能戒掉一件你在做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的事呢？夏洛特是最早向他指出这个问题的人，那还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在那之前，他养成这个习惯可能已经有很多年了。到最后，她是这样称呼“静音卡拉OK”这种习惯的。“那事，”她会说，“你又在做那事了。”最初这只是两人之间的笑话。然后，就像发生在婚姻里的其他事情，它不再是个笑话，变成了争吵中的一根骨头、一个问题、一种愤恨不满的缘由，渲染着杰夫星球上多种细节的一种——就像她形容他们的婚姻是让人无法栖身的垃圾场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他说，她一直没有理解的是，他自己同样也无法忍受杰夫星球上的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那正好道出了她的心声。这些日子没人会提醒他，他又走在街上用嘴比画他的想法了。
这真是个很坏的习惯。他必须戒掉。但很有可能是，当他现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还在做着这样的嘴形：“这真是个很坏的习惯，我必须戒掉，很可能当我现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在做着这样的嘴形……”他又一次把嘴巴紧紧抿上，以此关闭这整条思路。唯一能
戒掉这个用嘴巴做口形的坏习惯的办法，就是戒掉他脑子里形成的话语，戒掉那些形成话语的想法。这要怎么做到？这真是件很难的事。这种事，你只有在印度的灵修院里才能解决，而不是让美容师用化妆品去除。最终所有发生在内在的事都会展露在外在。内在的会被外在化……他试着笑了一下。如果他能经常笑一下，也许他的表情看上去就会快乐一点儿，而外在也可能会被内在化，他的内心也就有可能会发出微笑。当然，如果一直这样微笑，生活会很累。
一旦他不再专注于微笑，那张脸就又跌回到阴沉的常态。“常态”的确是个最合适的词。路上走着的大多数人像是犯了让人失望的罪，看上去都很凄凉。他们中的很多人，灵魂也皱着眉头。也许亚历克斯·弗格森是对的，也许猛嚼口香糖才是唯一的答案。如果真是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路边的书报亭里了。
柜台后面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女孩。她多大？十七？十八？她确实很漂亮，有着明亮的笑容，在她这个行业里是极为少见的。也许她刚开始工作，在准备A级高中考试，或者是在其他的考试里忙里偷闲替她一本正经的老爸顶个班，她爸爸虽然只会说很简单的英文，却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生活，一脸不快的表情跟任何一个祖宗与诺曼人一起过来的人截然不同。阿特曼总是在与此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感到不快，他们的见面时间很短，但每次总能把他所有想做好人的希望打消了。说“请”和“谢谢”的习惯很难压制，于是作为一种报复，或是一种抗议，在那人拒绝遵守基本礼仪的情况下，如今杰夫总是会拿起随便什么他要买的东西——一张报纸、一条巧克力——然后一言不发地把钱递过去。但今天不同。杰夫给了她一磅硬币，她递给他找钱，微笑着注视他的双眼。如果让她再做几年，她就不会关心她是在为谁服务了。她只会抬头，抓钱，不会想把这微不足道的金钱交易变成任何一种其他的事情。然而此刻，一切都宛如魔术，让人们（比如杰夫）对生活感到美好一些是如此容易，让世界变得美好一些是如此容易。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可以被算在内——会选择让一切变得更糟糕。他走出报亭的时候比走进去时快乐了一些，他被她迷倒了，甚至激起了些情欲。也不是真正的情欲，更像是好奇心。好奇她今天穿的T恤和低腰牛仔裤底下穿的是什么样的内衣——正是这种思维让穆斯林社会中的很多人——所谓的穆斯林社会——让他们的女人戴上了黑面纱。他前几天读到，在欧洲，英国的穆斯林是最会嫉恨、牢骚最多、总体来说最会厌烦的一种人。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要让穆斯林人融入英国社会的议论？他们如此不快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同化象征。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据？
嚼着这个重要的《话题报》——最后一刻他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口香糖——杰夫走进了摄政王公园。事实上，他应该回家继续工作，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继续往前走，在云朵舒展的天空下走过整个公园，接着再穿过玛丽勒邦路。
阿特曼是一个被习惯套牢的生物。他踏上玛丽勒邦商业大街的那一刻，像是设定好了似的，走进了瓦莱丽面包房，点了一杯黑咖啡、一小杯热牛奶、和一个杏仁羊角面包——尽管他什么也不想吃。通常他都是早上来到这里，但现在，在午餐过后的沉寂里，喝咖啡似乎太晚，喝茶又似乎太早（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段，事实上，没有人想要什么），而看报则更晚了——几个小时前，为了拖延写那篇无聊的“时事短评”，他已经把报纸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庆幸的是，他身上还带着一本书，玛丽·麦卡锡的《被凝视的威尼斯》。四年前，从一九九九年双年展回来后，他第一次读这本书，而现在他开始重读——与其他标准的威尼斯读本一起——为这次重游做好准备。他的杏仁羊角面包的大小和复杂程度跟一只小烤鸡无异，在一口口吃完的同时，他读完了讲乔尔乔内的《暴风雨》的那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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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翻译杰夫·戴尔作品的村上春树如是说
杰夫·戴尔是我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之一。我喜欢他对荒诞的体悟，在他的悲观之中掺杂着顽强的喜悦。他也是遣词造句的能工巧匠，文笔风趣，充满智慧。《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短暂救赎和最终沉沦，时而感伤，时而滑稽，时而抒情，时而激烈，就让我们阅读这本书，感受他超凡的文字魅力吧。
——阿兰·德波顿 （英国作家，《旅行的艺术》的作者）
戴尔非常风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像后现代作家金斯利·艾米斯。在伟大的英国传统中，他的写作非常敏锐和激进，而他的文笔可以媲美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作家。他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瑰宝。
——扎迪·史密斯 （英国作家，《白牙》的作者）
我从戴尔这本书小说中得到的是一种喧闹的快乐。《杰夫在威尼斯，死在瓦拉纳西》真的令我很惊讶，非常有趣，充满了紧张、勇敢和怡人的气息。威尼斯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迈克尔·翁达杰 （加拿大作家，《英国病人》的作者）
《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是一部严肃的小说，颇有见识的旅行纪录片。风趣、尖锐而且伤感；一个愤世嫉俗者进入了救赎一般的爱，和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跌入了“入乡随俗”式的疯狂。整部小说充满了杰夫·戴尔式的光亮。
——大卫·米切尔 （英国作家，《云图》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