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我这个人，是我母亲一九六八年在镇上唯一一家戏院的餐厅桌上弄出来的。一截短短的楼梯上去，楼上包厢磨秃的大红丝绒帷幔后面，带位员在打呵欠，玩她关掉的手电筒，靠在手肘上，下面是后排座位的窸窣和低语，她拿手指头抠木板隔间，把碎屑弹到暗处的小镇人头上面。观众头上的大银幕放的电影是《可怜的母牛》，特伦斯·斯坦普。这位男演员如此圣洁，而我母亲年轻，时髦，修长，专横，那个礼拜第三次看这一部电影，站起来，随屁股下的椅面反弹起来，挤过她那一排观众的腿，踏上脏兮兮的走道，朝出口走去，穿过帷幔，走进亮处。
小餐馆里没人，只有一个少年在把椅子往桌上放。我们要关门了，他跟她说。我母亲眼睛还没适应亮光，小心走下磨损的红毯楼梯。她拿下少年手上的椅子朝地板一放，椅脚依然朝上。她脱下鞋子，解开大衣纽扣。
收银台后面，橘子在榨橘子汁的机器里半浮半沉，插在尖齿上面转圆圈。筒里的渣滓浮起再又沉下，浮起再又沉下。一张张桌上的椅子椅脚朝上伸，下面四散的蛋糕屑在地毯上静静等吸尘器的吸嘴。沿着主梯就到了外面的街道，我母亲几分钟就走到了，尼龙丝袜卷成一团温热的球，塞在她大衣口袋，两只鞋拎在她手里，在系带上晃。朱丽‘安德鲁斯和克里斯多弗．普卢默z在她身后的相框里冲着她笑，曰后还是这样子笑，褪色，魅力不失，过时十年，依然对着火红的光笑，烧焦楼梯的光，小放映师（觉得本来归他的工作被人骗走了；老板在老放映师死后，从大城雇了新的放映师来）用一罐木焦油加一截烟屁股烧得戏院只剩空壳。
楼上包厢的高价座位，禁烟尽付黑烟。正厅前座抹不掉的皮革味儿？一去不回。丝绒帷幔，水晶吊灯灰飞烟灭，小小晶亮的碎片撒遍小镇的历史表面。第二天，报上斩钉截铁：意外。戏院老板申请理赔，烧毁的火场卖给一家大卖场，名称没用上一点想象力，“麦凯大卖场”。
但是，回到一九六八年的那一晚，快要关门的小餐馆里，人声依然在墙外宣扬摩登之爱。音乐依然激昂，不知从何而来。就在污秽沾上特伦斯‘斯坦普，将他送回他原属之地以前，她已经将她的脚跟紧锁在他背后；我父亲，错愕之余，也已滑人我母亲体内，低声呻吟，奉上人称之“干百万机会”，但她仅取其一。
你好。
我叫阿罕布拉，这名字是从我孕生的地方来的。没骗你，世间万物都有定数。
……
展开
宋伟航，“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史组硕士。曾任编辑，现为专职译者。